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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5-12-31 13:20:00  

中国伊斯兰之声
马锐迪
地平线(第一期),2003.1
[关键词] 伊斯兰教义
      新世纪的到来,迎来了中国新千年的开始。中国面临政治文明建设和社会转型的一个新阶段。由此各种思想泛起,各种学术文化为社会转型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参考参照思想,伊斯兰是什么?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言伊斯兰更适合专制体制,伊斯兰精神激活了恐怖主义,是不是这样?就让我们根据伊斯兰的主要经典论证我们的主张:
      我们遵循古兰和一切符合古兰精神的先圣先贤的言行和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我们作证:古兰是仁慈大能安拉慈悯他的仆民——大地上的代治者的经世济民的思想和法典,是万能的安拉引导人类走向和平走向文明的人生指南和前进路碑。实践证明,遵古兰则昌,反之则亡。
      我们又作证:一切有益于人类文明和一切有益于人类进步的先圣先贤们的思想言行,都是符合古兰精神的,都是古兰精神在现实生活或各民族中的客观体现,因此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只有兼收这些知识,学习这些人的品德和言行才能实现。
      所以,我们认为,古兰是指导人类建立文明社会的总纲和根本原则,是永恒的真理,同时,人类社会中一切有益于人类文明和进步的知识,是人类建立文明社会必须学习和运用的不可丢弃的宝贵经验和准则。
      古兰提示了人类的本质,向人类阐述了人从哪里来、怎样生活、归向哪里这一人类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
      古兰下降后的一千四百多年的人类史证明:伊斯兰是人类最完美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理想,古兰是造物主之典,是造物主给人类的最大恩赐,是安拉引导世人,用来解释正道识别真伪的人生准则。伊斯兰的本质是正确无误的,伊斯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伊斯兰的字意是和平顺从,它的意义是,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人有充分的信仰自由,信士只有宣传的责任,没有强迫的权利,因为古兰已昭示:“宗教无强迫,正邪已经分明”(2:256),又说:“你应当任他们妄谈,任他们游戏,直到他们看到他们所被警告的日子。”(70:42),也就是说,个人意见的发展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伊斯兰不主张用武力改变。
      在社会问题上,穆斯林应热爱和平或声张正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穆斯林应倡导和善、友爱和互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穆斯林应与自然相依存。
      伊斯兰容忍多种宗教存在,它保护人类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的权利,它倡议各种文明公开对话,发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因为古兰有这样的训示:“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你应当以最优美的态度与人辩论,你的主的确知道谁是背离他的正道的,他的确知道谁是遵循他的正道的。(16:125)但在社会事务上,信士不但有责任,而且有权利,根据公议原则,即通过民主方式,增强政治透明度,调动各阶层各宗教人士及广大劳动人民,产生决议、权力机关和国家领导人,行使管理权,以及建设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不隶属某一政治势力的武装力量,维护公共秩序和保障人权,以推动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因为古兰曾强调:“你们是为世人而被产生的最优秀的群体,你们命人行善止人作恶,并确信安拉,”(3:110),又说:“你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导人于至善,并劝善戒恶,这等人,确是成功的。”(3:103),又说:“他以你们为大地上的代治者。”(6:165),“他们的事务是由公议而决定的。”(42:38)
      伊斯兰认为,人是造物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每个人都有参与社会管理和国家建设的责任和权利,这是由至高的造物主赋予的,任何人、任何党派无权剥夺人民的代治权。人民代治权的充分体现是政治民主化,增强政治透明度,充分发挥各阶层人士的参政、议政权利,谁剥夺了人民的这种权利,在安拉看来就是干罪,信士就应该积极号召和组织民众去讨伐。因为对每一个伊斯兰信士来说,参与解放专制制度下失去自由的“奴隶”是他人生的一项神圣使命,安拉在古兰中说:“我以这个地方盟誓——你将在那里,自由不受羁束——我以一个父亲和他的子孙盟誓,我花费了许多财产!他以为任何人都没有看见他吗?难道我没有为他创造两只眼睛,一条舌头,两片嘴唇,并指明他两条明显的道路吗?他怎么不去攀登山路呢?你怎么能知道攀登山路是什么事?是解放奴隶,或在饥荒日赈济亲戚的孤儿,或穷苦的贫民,同时,他是一个信道而且行善,并以坚忍相勉,以慈悯相助者,这等人是幸福的。不信我的迹象者,是薄命的,他们将被关在火狱里。”(90章),可见推翻专制统治,解放专制制度下被奴役的人们是每一个伊斯兰信士不可懈怠的责任和使命。伊斯兰的中心是敬主爱人,劝善戒恶,它的使命是完善人类的高尚道德,它的特征是体悟超验真理,奔向永恒时空。究其思想体系来说它是解决当今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极分化,高科技带来的核威胁和纵欲主义带来的艾滋病顽症及无神论带来的价值虚无、精神萎靡、道德滑坡、教育匮乏、人治以及一直困扰着人类、破坏着和平、引发起战争的种族主义和地域主义及特权主义的一副良药,是提高国民民主意识和民主精神的最佳良方。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历经了一次次的历史大地震,在这一次次的历史大地震中,一个接一个的历史巨人,一股接一股的文化思潮应运而生,他们宛如一座座星宿,镶嵌在近代中国的茫茫夜空中,如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戊戌变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新文化运动、毛泽东等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这些运动最终都没有彻底肃清中国文化的专制传统流毒,以致于今全国人民还在致力于政治文明建设,那么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人进行的无数次民主运动最终都没有实现奋斗者的初衷呢?有人认为民主精神的天然缺乏是中国几千年来虽然历经令人目眩的改朝换代但社会形态却没有发生根本实质性变化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中国近代以来的民主革命失败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一种神圣的民主文化,这样民主志士们进行的民主运动就只能是世俗的,即领导者缺乏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民主信念,民众也缺乏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民主意识,因此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就很容易被政治野心家们变质,如北伐战争胜利后的蒋介石专权、解放战争后文革时期的四人邦专权。鲁迅曾经说过,专制的存在是缘于民心的可欺,因为民众甘心为奴,那么专制制度就很容易回复,所以今天,对每一个爱民主的中国人来说,要彻底地有效地建设政治文明避免专制复辟,还得首先启迪民智,让民众拥有一种民主精神,即在变革社会的同时伴以一场文化启蒙和文化变革,亦即在社会变革中注入民主的精神酵母。要做到这一点,在中国发扬伊斯兰精神,传播伊斯兰信仰是有很强的积极作用的,因为伊斯兰信仰能把社会的民主改造和人心的民主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因为对一个信仰伊斯兰的人来说,民主不但是社会的需要,还是信仰的准绳,安拉在古兰中说,他以人类“为大地上的代治者”,(6:165)可见治理大地不但是每一个人的神圣权力,还是每一个人的神圣义务,如果一个人对治理大地不负责任,即主动放弃代治权那么他就是渎职犯罪,相反如果一个人剥夺了其他人的代治权,走专制道路,那么他就是人民的公敌,这时人民就应当去讨伐他。
      伊斯兰,不但主张社会民主——大家的事务“由公议来解决”。(42:38)还主张政治分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权力平衡和遏制权力膨胀,安拉在古兰第三章九二节说:“你们绝不能获得全善,直到你们分舍自己所爱的事物(权力、财帛、知识、健康等)。”在第二章251节又说:要不是他“以人类互相抗衡,那么大地的秩序必定紊乱了。”也就是说,按照伊斯兰的观点,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若要它保持长久的稳定发展,那么政治上必须采取分权制,以此来达到权力制衡,因为只有这样政治集团才会互相监督,互相制约,权力才不会被少数人垄断,统治精英和技能精英之间的流通机制才会健全,国家权力才不会被统治精英长久垄断,技能精英也才有进入统治精英行列的可能和条件,这样技能精英和统治精英之间才不会出现极端的对立关系——走武装反抗的暴力道路。也就是说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会避免内战的发生,也才会避免力量的内耗和促进人才的充分利用及促使社会保持长期的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
      孙中山先生曾经讲过,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者,即为社会问题,它实与种族、政治两大问题同一重要。中国,目前因市场经济不完善,又由于社会体制转轨没有最终完成,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很大,长此以往,必将成为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直接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安定,因此赈济民生非常重要,赈济民生是解决社会动乱,国民纠纷,谋全国人民福利等不可缺少的一大原则。未来,欲长期地、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则赈济民生的主张,乃是重要的一面,再则,赈济民生还是一个国家人道主义的一种体现,它是天理人道的直接表现形式,是政治文明建立后政府工作奋斗的主要目标,因此作为世界上以敬主爱人为最高信仰准绳的伊斯兰信士,必须认识到政治、民族、社会、文化四大问题的重要性,因为按照伊斯兰的观点,社会中的罪恶,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阶级问题产生的,它除了有阶级的因素外,还有民族的因素和地域的因素,因此伊斯兰除了反对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用2.5%的天课来平衡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外,还强调民族与民族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最终走共和道路。
      在中国,民族问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虽然少数民族在全国占的比例不多,但它占的疆域却十分广大,它的分布占全国领土的三分之二以上,而且很多民族就其信仰、起源、特征等与很多国家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保持一个国家长期团结和减少对抗和平共处的最佳方法。
      当今的中国,如果民主不建立,公理和人才就得不到尊重,法治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市场经济不确立,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生产力得不到解放,经济也就不可能富裕。但是,虽然市场经济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振兴和物质财富的富足,但另一方面它同时也会带来两级分化、贫富悬殊,而两级两化、贫富悬殊却是社会动荡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因此,在实现市场经济的同时,必须产生一套与之相适应又不违背这一政治理论和经济体系的生存,又能遏制市场经济带来的贫富极端分化的思想体系和管理制度来保障那些先天不足、后天不良及老弱病残者的生存。很明显,伊斯兰能把上述原则完整无缺地统一起来,一方面它赋予私有财产和合法的商业贸易及市场经济为合法,但同时它又规定富有者必须拿出财产的2.5%来赈济穷人和完善社会福利。
      中国,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人口是制约它的发展与生存的一大障碍,目前中国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但由于这些政策只强调行政作用忽略了文化因素,因此它给国家财政带来了不小的负担,尤其在农村,政府付出了很大的工作量,但收效却很小,那么为什么中国农村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和传统的文化观念有关,因为中国老百姓的终极关怀是建立在子孙烧香叩头上的,由于有这样的文化观念就导致了他们把繁育子孙后代看得很重,有的人即使穷困潦倒,也要多子多孙。近十年来的事实证明,中国要想控制人口增长,仅凭单一的行政干预是做不到的,它还必须引入一种新的文化观念来从根本上遏制旧的文化观念的影响,而要做到这一点,伊斯兰具有很强的作用,因为伊斯兰的终极关怀只建立在今世的信主行善上,而财帛儿孙只是现世的享受,一个人要想获得后世的幸福,只有在今世多做善事,把生命和财帛奉献在正义事业上,因此未来中国要想从根本上去控制人口增长,以便整个群体在自然资源之间找到一种永久的供求平衡,从而保障整个国家健康地发展,在这块土地上宣传伊斯兰的价值观有深远的积极的意义。
      中国自商周宗法制度解体以来,畏天的思想已在国人的心中逐渐消失,从此政治集团一旦跃入统治阶层就会舍人民的生命财产不顾,大肆享乐和掠夺,致使奢侈浪费之风形成传统积淀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一些政府官员对公费吃喝之中的浪费行为不但没有负罪感和廉耻心,反而还以此为荣,因此导致大量的社会财富总是一些腐败的官员所挥霍,下层人民一方面是忍饥受饿,但另一方面又怀揣着一种有朝一日等伟业成功了也享乐享乐的病态心理,因此致使中国人的历次改朝换代都只不过是恶性循环,所以说中国人是应该想办法来根除这种可怕的制约中国人健康发展的病态心理的时候了,可是中国人要彻底地根除这种积淀在国人心中的病态心理,就必须向他们注入一种新的文化血液。
      人道主义是无数仁人志士千百年来所向往和追求的,但是中国为什么迟迟不见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出现?这也有一个文化上的原因,历史上对中国人来说,抢得到天下的就是王,就是正义的化身,抢不到天下的就是贼,就是正义的破坏者,由此历代统治者都爱用自己的利益要求别人,来划分正义与非正义,而不是用一个符合大众的社会公理来要求人,使自身也去服从,因此导致中国社会真理庞杂,正义繁多,假神遍地,好人坏人都以真理的代言人发话以此去审判异己,今天你是正义的化身,明天我获得政权你又是正义的敌人,结果受害的往往是那些无辜的群众,因为他们是被愚弄者和被折磨者。
      伊斯兰在人道方面的表现,除了它有一个权威的公理解释系统能避免伪道士们在正义口号的掩护下对大众的欺骗行径外,还有天课制对弱者的经济保护以及特别的投资银行对破产者宽容。伊斯兰虽然反对吃利息,但却不反对放债者的经济利益:一、借贷者对所借的款无论破产与否都永远负有偿还责任。二、放债者可以与借贷者分享在经营投资中所获得的利润,但同时它又保护不借贷者的生存安全,保证借贷者万一破产后不至于精神上有太大的压力感觉走投无路,因为伊斯兰的借贷观是:放债者虽然在借贷者破产时还享有债权,但在借贷者无力偿还的情况下放债者不逼债。另一方面当借贷者破产时国家和富有者就有义务向他支付天课以便他能继续生活下去,还债和东山再起。
      总之,伊斯兰价值观在中国社会实践赈济民生的社会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是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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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锐迪.论伊斯兰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意义.地平线(第一期),2003
[2] 吴云贵.伊斯兰教义学三部早期文献.回族研究,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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