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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6-7-23 11:01:57  

吴云贵谈伊斯兰教法
不详
阅读引擎-伊斯兰法(总第3期),2005.7
[关键词] 伊斯兰法研究
      吴云贵:1939年10月生,辽宁抚顺人。从事伊斯兰教理论及现状研究。代表著《伊斯兰教法概略》、《伊斯兰教史》(合著)、《伊斯兰教词典》(合编)、《近现代伊斯兰思潮与运动》(合编),译著《伊斯兰教简史》、《伊斯兰教法律史》、《论宗教宽容》、《伊斯兰威胁?》等,另有论文多篇。

      索尔卜:吴老师您好,多年来您一直在从事伊斯兰教法领域研究工作,今天很荣幸能采访您,当面请教一些关于伊斯兰教及其研究的问题。
      吴云贵:伊斯兰教法是我多年来从事伊斯兰研究比较专注的一个领域。伊斯兰教法对于一些人需要一个认识的过程,因为各种宗教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比如基督教偏重于信仰,对信条、信纲特别重视,神学就成为了基督教最为发达的学科。伊斯兰作为一个宗教对信仰也有要求,但这种要求对于一般的信教的民众是简单的。伊斯兰教非常强调行动,信仰是属于知,行为是属于行,规范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就可以把它称作伊斯兰法,在《古兰经》里就是"الشريعة",汉语音译为“沙里亚”,阿拉伯语意思是“通向水源之路”,相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广义的“道”。但这种“道”是以真主名义启示的,它的具体化由各个时代的教法学家阐释,由此而成为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

      索尔卜:为了能对伊斯兰教法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首先请您简单地谈谈伊斯兰教法的基本特色。
      吴云贵:从历史角度来讲,伊斯兰教法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古阿拉伯人传统习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伊斯兰教兴起要求改革当时不合时宜的传统习惯,这一点我们看看《古兰经》就明白了。
      前伊斯兰时期被称为是“谡?轻糖遽砩”,汉语翻译为“蒙昧时期”、“黑暗时期”,之所以被称为是黑暗时期,是因为当时阿拉伯半岛还处于部落社会,社会生活水平比较低。随着伊斯兰兴起后,阿拉伯半岛形成了国家,社会的发展需要有一套新的伦理道德规范,这个规范就是以真主名义颁布的《古兰经》。
      研究伊斯兰教法要下很大的功夫,这是由伊斯兰教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伊斯兰教法非常看重行为,希望从行为上规范每一个人,一个人能否是合格的穆斯林,就是要看他的行为是否得体,是否得到了安拉喜悦。伊斯兰教非常强调敬畏安拉、虔诚拜主,敬畏安拉,就要按安拉的启示约束自己的行为,如《古兰经》中讲的“谨守拜功、完纳天课”。拜功是属于完成教律,天课是把自己财产的一部分重新还给真主,用于救济贫民,同时要不断的行善事,使人成为一个好穆斯林,得到真主的喜悦和嘉奖。
      从《古兰经》宗教信仰的角度,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用绝对的口气来讲一些问题,因为这是真主的语言,不可能是遇到问题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因为真主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他讲的都是以完全的、绝对的口气:比如“你们应当”、“如果XX就XX”。还应注意到更重要一点,即真主的启示不是一次全部下降的,它也是根据社会不断发展,早年穆斯林在社会上遇到的实际问题陆续颁降的,最后形成6000多节经文,汇成114章。所以研究伊斯兰教法要有一个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这样无论是对研究者的学问,还是对伊斯兰教本身、社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如果不确定一个发展的观念,许多事情就讲不通,而且也容易有矛盾。
      所以说,如果不了解伊斯兰教法,很难了解伊斯兰教,因为这是伊斯兰教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这是也我当初到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伊斯兰教法的原因。

      索尔卜:伊斯兰教法是在经(《古兰经》)训(《圣训》)的律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后形成细致、严谨的法学理论,这些律例和观点的制定和发展,取决于法学家及所处时代背景。正如有人称伊斯兰教法为“法学家的法”。因此,请您谈一谈,伊斯兰早期教法学家所起的作用。
      吴云贵:刚才我讲了,伊斯兰教法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好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也就是“沙里亚”;狭义的伊斯兰教法,也就是教法学家的法。教法学家特别是在伍麦叶王朝的末期和阿巴期王朝的初期,对教法的形成起过很大作用。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差不多到了十世纪的时候,也就是经历了两百年(8-10世纪)的时间,逊尼派开始形成了一些定形的学派。起初有十九个学派,然后一点点优生劣汰,最后形成了四大教法学派。四大教法学派一开始是以地域为中心,一个地方有一位著名的法学家,到最后就直接以法学家的名字来命名了。麦地那地区的马立克学派,伊拉克的哈乃菲派,埃及沙菲仪学派,沙特阿拉伯半岛麦加地区的罕百里学派。这些学派的形成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古兰经》中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我们可以叫作伦理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各个地方穆斯林社团有自己民俗的传统习惯,这种习惯有些来自伊斯兰,有些来自伊斯兰教之前,甚至部落社会。伊斯兰教法在消化原有的家庭、部落、传统习惯的基础上,使其实体思想发生变化,所以像哈乃菲学派就比较宽容、大度一些,这和它接受外来文化是有关系的;马立克学派注重圣门弟子的传统,是因为处在麦地那,在接受外来的东西相比就少一些。后来伊斯兰的法理学也是一些知名的教法学家把某个地方的“逊奈”(传统习惯)加以提炼,形成四大立法原则:《古兰》、《圣训》、公议、类比。

      索尔卜:伊斯兰教法的繁荣发展,主要还是取决于教法学家的作用。教法学家能够对于各式各样问题演绎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一些教法学家也被人们称作“穆吉泰西德(演绎家)”。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便是“伊智提哈德”(创制、演绎)。您能否就“伊智提哈德”在伊斯兰教法中的作用,谈一下伊斯兰的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以及后来伊斯兰教法的衰退,是否与“伊智提哈德” 创制之门关闭有关联?
      吴云贵:“伊智提哈德”一词原来在英文中叫“work out”,如果有一个问题我们不知该怎么办,那么就根据《古兰经》、《圣训》最根本的教诲,加上我们的思维推理,我们总能想出一个符合伊斯兰教传统的解决办法,这个过程就被称作“伊智提哈德”。巴基斯坦的大学者伊克巴尔认为创制是伊斯兰教的生命力,所以他在翻历史旧账的时候,认为当年对“穆尔太齐赖学派”的简单否定使伊斯兰教受到很大的损失。
      就拿“穆尔太齐赖派”这个例子,很多学者都害怕正统信仰被否定,担心穆斯林社团发生信仰动摇。信仰不一定都是反理性的,但信仰本质不是理性主义。信仰与理性这两者本身是有矛盾、张力的,但这种矛盾、张力只是允许在一定限度里存在,而当这些张力威胁到信仰本身时,从宗教的利益角度就可能对理性加以否定来维护信仰的纯正,无论哪一种信仰都是如此。而“穆尔太齐赖派”作为一个哲学学派其特点是怀疑一切,它要用理性的眼光来审视一切,这样当遇到一些很根本的问题就会和传统穆斯林社会的精英观点对立起来,比如该派一直怀疑《古兰经》本身是不是和真主有统一性,《古兰经》是不是和真主一样同样伟大、永恒、不灭。他们是把《古兰经》和真主分开了,认为《古兰经》是著作,只是真主的副产品,是真主造出来的,而正统的观点是不希望分开来看的,《古兰经》是真主的语言,真主的迹象,真主要对某件事有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就通过《古兰经》来表达的,怎么能把它看成是两个东西呢?实事上,早期的大师也都是在这一点上作文章,如哈乃菲学派,让信仰符合理性,在一定范围内,给予理性地位,而不能确定理性至上的观点。如果理性至上的话,信仰就会成为非信仰了,那是哲学的特点,哲学就是要怀疑一切、否认一切,哲学不承认权威,任何的权威都得在人的理性面前接受检验。
      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一些人用理性主义的思维来解释过《古兰经》,特别是到了近现代,像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布杜,他的《古兰经》注释确实有理性主义的倾向,很注重理性主义的传统。但即使是像穆罕默德·阿布杜这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人,还是认为《古兰经》是高于理性的,他主要还是考虑如何来调解信仰与理性之间的矛盾,把明显不符合理性的解释变得温和一点,不要直接对立起来。他曾经讲过对《圣训》应该怎么看待,如果《圣训》不符合理性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弃,所以他肯定的真实可信的《圣训》非常少,把很多《圣训》列入了伪训。但《古兰经》文不可以随便增加,随便减少,《古兰经》6000多节经文在不同版本差别都不是很大。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古兰经》文节数是不一样的,但也是大同小异。在解决信仰与理性冲突时,人们只能在注释上发挥。比如对社会进步的一些看法,《古兰经》在关于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问题,本来经文也是很清楚的,但是后来的解释,一些人为了维护封建特权,把经文解释似乎安拉就是主张一夫多妻,其实那是误解,因为经文讲的很清楚,“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对待孤儿,那末,你们可以择你们爱悦的女人, 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们,那末,你们只可以各娶一妻,或以你们的女奴为满足。这是更近于公平的。”(4:3)在这里《古兰经》认为一夫一妻是更符合公平的,话讲得已经非常清楚了,只不过在当时的社会彻底的一夫一妻作不到,社会上还有很多的孤儿寡母没有人照顾。这就需要不同时代人,用发展、进步、改革的思想不断地对《古兰经》注释。
      这样的方法也适用于伊斯兰教法。如许多国家在立法上也是主张一夫一妻制的,并且对一夫多妻加以处罚。从1953年叙利亚立法已经开始解释这个问题,其它的国家也陆陆续续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为《古兰经》里曾经允许过四妻,而在立法上就主张一夫多妻。
      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物物交易,利息等。当时阿拉伯盛行放高利贷,所以《古兰经》就颁布了“利息”禁止令,禁止人们支付、收取高利,同时还禁止一切不劳而获的行为,如赌博、求签,这些都是恶魔的行为。伊斯兰并不反对人们发财致富,只是说“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财产要合法,要干净,钱要来的正大光明。伊斯兰本身并不是强调禁欲的。有一些行为纯属于警惕行为,如禁利息,不能完全在商法领域实行下去,在以前物物交易的情况下实行过。到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商法的传入,实际生活的需要,完全禁止利息行不通,只不过不愿叫利息这个名子,变换形式称为“好处费”、“手续费”,在英文中叫commission,这个在沙特阿拉伯银行也是允许的。而这些利润已经是大于利息了,但它没有直接肯定利息的合法性。
      所以说,早期的伊斯兰教法只是提供了一些行为道德规范,这些东西在当时是可以作到的。但随社会的发展,人际关系也发生变化,简单地照搬早期教法学的东西,就行不通了,这就需要不断地变化、修改、改革。
      至于说“伊智提哈德”之门关闭,从历史事实上,所谓“创制大门”关闭之说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在1258年阿巴期王朝灭亡以后,甚至在灭亡之前,它已经是分崩离析。十世纪以后,地方势力已经形成,当时哈里发只能控制巴格达一小块地方,各个地方已经是诸侯割据。统一的伊斯兰帝国不复存在,限制了伊斯兰教法健康的发展,这是一个情况;再一个情况,伊斯兰教法学体系也有不合理的地方,这也阻碍了它的发展。比如“公议不谬”之说,只要形成了公议就不可以改变了,很多的问题就因为公议的权威,整个伊斯兰教法体系的权威由教法学家的公议来确定。这样一来《古兰》律例、《圣训》律例,还有教法学家个人的推理,只有得到公议的确认才可以说是对的,而在公议对很多有争议的问题逐渐形成定论之后,就很难再创制新的教法规则了。在早期四大教法学派产生以后,很多人也认为不再需要创制新教法了,因为在这些伟大的伊玛目面前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得到了一劳永益的解决,社会又没有再进一步地发展,没有出现更复杂、更大的帝国,现实的需求也没有在增长,所以也很难再提出创制,加之守旧的思想也有利于维护伊斯兰本身的传统。后来穆斯林在政治上就衰落了,应该说“创制之门”关闭之说也反映了宗教保守主义思想后果。

      索尔卜:近代以来,法律与宗教逐渐分离,世俗化日益威胁到伊斯兰文明——宗教为基础,并加以强化影响社会结构、价值准则,凌驾于政治、经济、法律之上的绝对权威。面对挑战,伊斯兰社会是如何协调宗教与法律的关系的,这种紧张与冲突的出路有在何方?
      吴云贵:方才你讲的不是很确切,政教分离是近代欧洲以后的一个传统,西方一些基督教国家比较早的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政教分离,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标志。基督教的政教分离也是有经典根据的,《圣经》中有“上帝的当归上帝,恺撒的当归恺撒”,但《古兰经》中没有这样的思想,《古兰经》认为真主是至高无上的,“天地的国权,归他所有;万事只归于真主。《古兰经》57:5”。但是还应该注意到另外一种情况,伊斯兰国家的发展进程当中,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以后,有许多国家也逐渐接受了政教分离的思想,在国家制度上作出了表现,所谓伊斯兰还停留在政教合一,这只是一些宗教学者的解释。穆斯林的一些政治精英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不再强调伊斯兰国家就一定要施行政教合一。现在主张政教合一的主要还是少数宗教学者,即“乌来玛”阶层,是一种政治理想。
      现在有一些人似乎很重视伊斯兰教法,可他们的一些主张却得不到支持,甚至穆斯林都反对,这是因为他们用极端、片面的观点来看待伊斯兰教,也包括在伊斯兰教法的解释方面,他们就不允许别人的商量,强行把某些东西强加于整个社会。我在《当代伊斯兰教法》一书中也有对所谓宗教极端主义批评的章节,比如马来西亚的“泛马来伊斯兰党”搞的一套东西,不仅我们这些学者不赞成,而且包括马哈蒂尔总理在内的很多马来西亚人都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他们控制的两州,丁加奴州和吉兰丹州,把伊斯兰教法强加于人,这样就行不通。伊斯兰认为只有真主是完美无缺的,人自己本身不能认为自己就是完美无缺,对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伊斯兰教法的地位、作用、功能是一种情况,对于多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地方,甚至还不是一个穆斯林为主体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教法又是另一种情况;即使是在全民信教的国家,对伊斯兰教法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变化,如沙特,它也不是简单的把伊斯兰教法作为全部的国法,而只是一部分,在另外的一些领域并非实行伊斯兰教法,如经济、金融。就连在沙特这么一个全民信仰伊斯兰,把伊斯兰定为国教的国家里,伊斯兰教法也只是在民法领域影响比较大,如婚姻家庭、遗产继承。
      还应该注意到,伊斯兰教进入近代以后,伊斯兰信仰的解释主体出现了多元化。在中世纪乌来玛说了算,宗教学者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解释就代表了伊斯兰的主流,甚至代表了伊斯兰教的主体。到了近代以后出现了伊斯兰政党等,比如一个穆斯林政治家,他的解释很有影响,他通过立法、社会实践掌握着国家政权;还有一些是穆斯林,不是宗教学者,比如是自然科学家,甚至到西方国家留学回来的,像埃及的塔哈·侯赛因、海卡尔、纳赛尔(政治强人),他们这些人对伊斯兰都加以解释。历史上即使是强调政教合一的时期,政权和宗教之间实际上也是有裂缝的,除了四大哈里法时期,在后来历代政治与宗教都是两张皮,国家制度并非就是宗教制度,或者宗教制度就一定是国家制度;国家领袖并非就是宗教领袖,如在什叶派历史上宗教领袖基本上没有掌权,逊尼派的哈里发很大程度上是世俗的,在伊斯兰教界不是最高的宗教领袖,他不会有像安萨里那样威望,否则就没有必要把四大哈里发称为是“正统哈里发”。所谓的政教合一,只是宗教和政治结合的更加紧密一些,并不等于这两个东西就是一回事,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多数国家也都接受了政教分离的思想。有些国家只是做了而没有说,有些事情是可以做不可以说,有些事是可以说不可以做,政治家掌握着这个微妙的关系。所以说,并非是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就一定要走向政教合一。1991年海湾战争以后,沙特阿拉伯有一些人上书请愿,反对美国的军事存在,法赫德国王在镇压那些政治反对派时,通过教法学家发布“法特瓦”(教令),通过全国的“总穆夫提(大法官)”发表讲话,其中有一条是:谨守宗教,远离政治。这不就是政教分离吗?而埃及总统萨达特就讲的更加清楚,“宗教里没有政治,政治里没有宗教”,这不就是政教分离吗?但是他不能明着讲“政教分离”,因为“政教分离”的传统源自基督教,如果直接讲会引起很多穆斯林的反感,产生逆反的心理。只能辩证的说,“政教分离”原本并不是伊斯兰国家的传统,但也并不等于“政教合一”就是伊斯兰国家的传统。有人在挑拨文明的冲突,把西方的传统与伊斯兰传统看作是截然对立,其实也不见得就是这样,西方也有不少国家抱着对伊斯兰理解的态度看问题,只有少数政治家是比较“混”的,像小布什就要改造大中东,他改造得了吗?改造不了。中东肯定还有一些落后、不合理的东西,但是这需要由穆斯林自己去解决,伊斯兰文明具有这样的自足能力。现在看伊斯兰世界的很多东西,并不是它不去发展,而是因为还需要一个过程。现在之所以有一些人和统治者过意不去,表面上是反西方,但是他也肯定自己的一些东西比较落后;西方东西并不一定是合理的,西方有它自己的东西,但是并不等于反对了西方,我们自己就是全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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