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伊斯兰 教义 儒家

元明以来，伊斯兰教成了回族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回族社会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是伊斯兰教所发挥的种种作用，是离不开当时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的。拿明末清初来讲，由于回族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使中国的伊斯兰教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回族历来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几乎分布在全国各地，因此，随着各地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伊斯兰教在西北和江南等地出现了不同的变化。在甘肃一带，由于回族中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从原先的教坊中，产生了门宦制度。门宦的形成，加快了回族的阶级分化，伴随而起的是激烈的教派斗争。以后清朝统治者又在当地穆斯林中推行“乡约”制度，利用控制清真寺作为统治回民的工具。另一方面，由于江南、陕西等地的回族经济发展较快，当地回汉族又广泛杂居，部分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有所松弛。那时，掌握阿文的程度是判断穆斯林信仰是否坚定的一个标志。但到明代晚期，许多回民已读不懂《古兰经》。从碑蝎来看，也由早先全用阿文而转为阿汉文合刻，以至蜕化到全用汉文镌刻。本地回族和宗教界中的上层人士为了阻遏这种信仰衰退现象，就着力宣传伊斯兰教教旨。因此，从明代晚期开始，在陕西出现了经堂教育制度，目的是培养一批宗教职业者，好继续播教化民。而在江苏以南京为中心，出现了以王岱舆、刘智为代表的、用汉文为表达工具的译著伊斯兰教教义的活动。

在那时产生的作品中，影响较大的有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等。这些译著，不光适应当地回民的特点，采取了用汉文宣传教义的通俗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们把宋明理学思想与伊斯兰教教义相互融合、相互引证，具有“以儒诠经”的鲜明特色。《正教真诠》是同类作品中问世较早。而又影响较大的一部分。在梁以浚为其所写的序言中就反映出作者王岱舆的上述意图。该序言首先用孔子的话来抬高伊斯兰教，“西方有大圣人焉，不教而治，不言而化”接着，就表彰儒家思想为“宇宙间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理尽义极，无复遗漏，至正大中，绝去偏颇”。继而指出。“夫生人之理有始有中有卒，儒者独言其中，而不言其始卒，天下深观之士不免疑焉”。因此岱舆“深思性命之理”，“博及群书，详稽奥义”，“慨大道之英宣，念斯人之多惑颇欲著书。以宏斯道”。在何汉敬写的另一篇序中，把这种结合解释得更透彻了，“独清真一教，其说在于本，理宗干一，与吾儒大相表里”，“其教众不废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序，而结已好施更广吾儒所不足”。

要想全面深刻时了解一部著作，自然应该先了解一下作者。王岱舆（约 1570 一 1660 ）是金陵人，别署真回老人。明洪武年间（ 1368 — 1402 ）他的祖失从西域来向大祖进贡，由于“订天文之精微，改历法之谬误，高测九天，深彻九渊，超越前古，无爽毫末。帝心欣悦，以为非有正学真传不能及此，遂授职钦天，赐居此地，准免摇役，与国始终”。王氏家族是比较笃信的穆斯林，“虽与此地习熟之久，然而溯本推原，不敢有志也。”王岱英生长在这个宗教气氛很浓的家庭中，从小就受到伊斯兰教教义的基本训练。成年以后，他开始“阅性理史鉴之书，旁及百家诸子”。他认为各种学派的理论都低不上伊斯兰教，“揍之清真，悬殊霄壤”，在同其他教派人士的辩论中，他觉得“彼恒不竟，为予理屈”。为了使教内外人士都能“全览正教之书”，他遂把学习思考所得和辩论言词写成。《正教真诠》一书。

《正教诠书》共分上、下两卷，各有二十篇。前二十篇是论归真明心之学。在《其一》、《元始》、《前定》、《普慈》、《真赐》、《真圣》等六篇中，通过赞颂万物的创造者安拉，宣扬了“真主止一，无有比似”、“人神天仙莫不有始，然不能自创其始，惟真主能创之”，“成立善恶乃前定，作用善恶乃自由，“真主普慈今世，独慈后世”。“人遂以其所赐，方认得真主确当，故调之真赐”，“至圣穆罕默德，不特天仙奉命，神鬼畏避，感应万端，、自开辟初分首以真主明命”等，。而在《似真》、《易真》、《昧真》、《迥异》等四篇、强调要认清伊斯兰教的特征是“清真之本，乃遵明命，而认化生之真主”，必须同“相似清真”，““卜下易位”，“似是而非”的异端之学坚决划清界线。至于《性命》、《真心》、《生死》、《人品》、《夫妇》、《仙神》、《正教》、《正学》、《回回》、《作证》等十篇，”则是阐述穆斯林应该在认主的基础上，达到明心悟性的境界。

《正教真诠。》的后二十篇，主要是讲修道之学，如∶《五常》、《真忠》、《至孝》、《听命》、《首领》、《友道》、《取舍》、《预备》、《察世》、《参悟》、《利名》、《较量》、《正命》、《今世》、《后世》等篇。但也另有几个篇章介绍了伊斯兰教的一些教规和礼仪，如《利谷》篇，依据伊斯兰教禁止放高利贷的思想，提出“月利生财，积谷待价二事，清真切禁”。在《博饮》篇中．“强调“博戏饮酒，正教所禁”，“经云酒为诸恶之钥匙也。是锁若开，无恶不至”。而《风水》、《宰牲》、《晕素》等篇，则解释了伊斯兰教的一些独特风俗习惯，内容也比较详尽。

王岱舆作书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宣传伊斯兰教宗旨，但如对书中内容进一步分析，就发现这已经不是原有的伊斯兰教教义，而是一种用儒家传统思想进行注解或改造了的，带有浓厚封建特色的中国式的伊斯兰教思想。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以儒诠经”吧！

第一，突出“三纲”，宣传忠孝、所谓“三纲”是指中国封建社会中三种主要的道德关系，孔颖达疏引《含义》篇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人品》篇中，作者强调。“人者仁也，浑一未分，是为人极，一分为二是为夫妇，人极原二人，关妇为。人，一人者仁也。人者仁也。是故三纲五常、君臣父子、莫不由之仁立次而也”。《夫妇》篇中，又说“乾坤交泰，万物咸亨，造化之根，发育之理，弦道兴伦，三纲五常。一亘古不息，莫不由夫妇而立”。进而在《真忠》篇中发挥“夫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出”。“人皆无君，则争夺屠傀相残相灭”、“须知大本真忠，始自天子”，“人生在世有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顾亲也。凡违兹三者，则为不忠不义不幸矣”。“故君分之忠为宝，巨子之忠为金，交友之忠为银。忠名员一，其实不同。”在谈伊斯兰教习俗的《宰牲》篇中，也插入“若程婴之于赵武，纪信之于汉王，二人以身代主之死，古今称羡，名垂青史，非忠义安至此也”的议论。此外，在《王孝》篇中又大谈其孝道，“是故事主以下莫大乎事亲，孝也者，斯为人之本屿，道德所以事主，信义所以事亲，真忠者必孝，行孝者必忠，忠孝两成，方成正经”。

第二，以封建道德的“五常”来诠解伊斯兰教的“五功”。董仲舒说：“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作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教条。而“五功”则是穆斯林必遵的五项功课，即念清真言、礼拜、斋戒、纳天课、朝觐。本来“五功”与“五常”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在《五常》篇中，也被人为地统一起来了。作者诠解道：“五常之首日念”。“念者乃仁心也”，“夫寄仁于念，念之即是仁”，“五常之二日施”，“以其（主）所赐而施及同类之危难，上不所负之恩，下并爱其所爱，此正教施之之义也”；“五常之三曰拜。拜亦有二，礼拜真主，礼拜君亲，此自然之礼也”；“五常之四日戒特，戒者戒自性也，持者持智慧也” , “五常之末日聚，聚会之谓约，全约之谓信”。

第三，接受儒家思想中的“天命论”。宋明理学家认为天是自然和社会的主宰者，君臣上下的尊卑贵贱之差都是“天理自然”， 人性和道德也是“天”所“命”给人类的，竭力为封建伦理秩序的永恒性而说教。这种思想，也为作者在本书中所继承引用。在《性命》篇中，作者认为“先天为命。后天为性，命乃种子，性乃果子”，“须知命各一种，其性有分”，“盖有圣、贤、一愚之三等。”“是故当贫者则与之贫，当富者则为富，是为至公至慈，设若转移其位，则两伤矣”。“非不同则不显万全，非枉屈不显至公”，“有万物自有高低，有百骸自当殊异”，还形象的比喻“春色本无高下，花枝定有短长，清酒席间共饮。容颜各自红黄，短长颜色。非春与酒，其大化之谓屿”。对于人间的贫富悬殊，作者解释为“世人顺遣贵贱，贫富安危，高低巨细，万事万物，各安其位，谓之普慈，非一概均平也。若一概平等，则无高低贵贱君臣父子夫妇尊卑，“何以成斯世界”，“夫天有阴阳，人有贵贱，无阴不能成阳，无小人不显君子”，“贵财必不可一，君子小人必不可少，高者高之，下者下之，因才而用。各得其直”。在《取 舍》篇中还打趣地说：“贫人最下，独处最安，因无人争贫，所以独乐、独得也”。

第四，提倡儒家伦理中的“忠恕”思想。朱熹说：“尽己之谓忠，推已之谓恕”。在孔子看来，“忠恕”是实行“仁”的方法，是贯串孔子全部伦理学说的重要思想。而本书在《正教》篇亦说：“经云，正教之道，惟忠诚而且也。推其理，真久不偏谓之正，惟精独一谓之忠，纯洁无染谓之诚”。又在《真忠》篇中说：“真者化灭诸邪，忠者斩除万有，此为人之大本也”。在《听命》篇说。“克已恕人，方能进入正道”，在《首领》篇则说；“凡已所不能受者。切尔加之于人”。

第五，附和儒家的“义利观”。“义利之弊”本是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伦理问题的一项争辩。”“义”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利，指利益，功利。《论语》里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说法。”朱熹以为，分辨义利”乃儒者第一义”，程颐提出。“大凡出义则人利，出利则入义”。但反理学的思想家如叶适；陈亮、王夫之等强调一。义利并重分。而主岱舆却倾向于理学之见，在《人品》据中顺“今之世人，资名利之幻影，迷归去与从来。不知已为谁化”。在《利名》篇中又说：“夫名利乃粉饰仪容善恶乃本来面目”，“好利者，不期而图，而贪图自炽”，、还在《人品》篇中劝喻人们“理当洗心涤虑，弃露电之功名）却浮云之活计，添勘已身之古册，，拭磨本身之明镜”。

第六，赞同儒家的修养方法—一“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意思是约．束自己的视听言动。以符合礼的要求。作者在《听命》篇中说：“听命者乃不循自性，克己私心”，“听命为天道，一克己为人道，互相表里，发于一心而寓于正事”。在《夫妇》篇中则说：“故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大都轻见妇女二易动淫云”。在《友道》、《较量》篇中又讲：“克己济人，四海为兄弟”，“若非礼勿视，必须正视；若非礼勿听，必须正听；非礼勿言，必须正言。”

尽管我们举出了许多“以儒诠经”的事例，、但必须肯定，《正教真诠》仍然是一木以宣传伊斯兰教教义为宗旨的书，“以儒诠经”只是书中二个特色，而不代表全部内容。目前使我们感兴趣的不光是书中内容，还包括产生“以儒诠经”现象的社会原因。因为借此可以了解外来的伊斯兰教是如何同中国的传统思想相结合，进而在国内扩大影响并长期存在下去的历史渊源。从本书所强调的“真主唯一”，对释教道教的抨击排斥，认为“异端之辈即若额驼，远则保全，近则被害”要求划清界线的立场。都是符合伊斯兰教宗旨的。现在要探讨的是出现“以儒诠经”现象的根由。

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同时考虑时代、民族、阶级等社会条件。首先看时代因素。从该书头一篇序言作于崇稹壬牛（ 1642 ）年可看出，《正教真诠》可能在明。末即已写成，但该书的正式出版，也许在清初丁酋年（ 1657 ）前后，因为书中的第二序言是这段时间写的。这中间恰逢社会大变动之际，出版发行这类书。籍的可能性较少。而明代，正是理学鼎盛之时，对作者的思想不能不产生影响。待到清兵人关，南京小朝廷复灭，满汉地主阶级为了全面恢复封建统治，重建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在文化领域也推行一系列的维护封建统治的措施，其中心内容就是提倡尊孔读经。入关前，多尔衰等人就曾“遣官祭先师孔子”厂人关后，在刀兵未靖的情况下，清廷于历 4 年 10 月，下令让孔子第六十五代孙孔允植仍袭封“衍圣公”，第二年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顺治十四年又追加“至圣先师”的溢号。这一切，证朋满汉地主阶级除了在政治上、经济上维护共同的利益以外，在精神上所崇拜的偶象也趋向于一致。为了抹杀明末农民大起义所提出的。均日免粮”，“平买平卖”等革命思想的影响，统治阶级又大力提倡封建的伦理纲常，鼓吹读经，甚至皇帝也亲自上阵，布置编印大量经书，宣扬孔孟之道。顺治十二年（ 1655 年）朝廷将《资政要览》、《范行恒言》， ”《劝善要言》、《傲心录》等书籍发给异性公以下、文官三品以上各一部，以后又编了《公顺治大训》、《丰经衍义》等传播封建文化的书腻因此《在教真诠》在这朝廷把“六经”奉为官方哲学、尊孔读经蔚为风尚的年代问世，就必不可免地要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

其次，不能看到民族歧视的影响。在明初，虽有不少回族人立了大功， 但这并不能免除明朝统治集团对整个回族的歧视，如茅瑞征著《明象持录》公然蔗拾市井澜言，对伊斯兰教进行侮辱。连顾炎武这样的名人也在《日知录》中，对回族风俗深怀疑虑。由于中国社会长期保持的稳定，是树立封建统治者有效地保持整个社会的封建等级秩序这个基础之上，而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当然也是这种封建等级秩序的一项内容。明朝末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汉族地主阶级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歧视也愈加明显。因此当时写作汉文译著不光是为了在穆斯林中宣扬教义，以保持民族文化，加深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同时，也为了向教外人士介绍伊斯兰教的基本内容，以便消除成见，求取共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一时期的汉文译著都采取了“以儒诠经“的做法，尽量把伊斯兰教教义纳入崛封建伦理道德等规范中去上所以必须看到当时民族不平等的客观因素确实存在。

第三，明来是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达到大爆发的程度。随着回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当时在回族内部也产生了阶级分化。被末起义军中的将领“老回回”马守应就是贫苦回民投身革命的一个例子。处于上层的回族和宗教界人士，也不能不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说话办事，他们的“以儒诠经”活动，既有外界的一要求，也符合他们的立场和要求。因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直接把封建伦理道德原则本体化，把事物之间的一切关系打上伦理道德的印记。相比之卞，安拉的天启或神意都很高远漂渺，而难干为常人体察，”而论理道德就比较切近实际，易于推广贯彻，况且一旦把它当作信仰的对象，是轻易改变不了的。因此，这种反映和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我国封建官方哲学的上述特点，使它本身就具有一种顽固性和保守性，有利于把地主对于农民的压迫剥削关系自然化罗神圣化，绝对化，伺时还能推广运用到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的各成员之间的关系。这样，社会每一个成员都被固定在封建等级之网的每个定格之中，以使整个封建社会保持一种静止而有秩序的状态。所以，历代不论哪一个民族的封建统治阶级，包括回族中的封建上层，都会对这一套统治术感到欣赏。加以贯彻应用。一也因为如此自的，在王岱舆、刘智部以南京为中心，内容以专译，经或叙述某一种理论的体系、宣扬宗教哲学和典制的活动结束不久，文出现了以云南为中心。内容更广泛，扩及到各个领域和直接汉译《古兰经》的“以儒诠经”、的新高潮。”

《正教真诠》发表至今已有将近三个半世纪的历史了，它可以称作中国伊斯兰教哲学思想史或回族哲学思想史中的一部重要材料。尽管写书的目的是为神，但我们应该正毗估价它所包含的丰富的中外哲理思想，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看，都具有研究的价值。至于同时期的汉文译著作品，我认为也有全面研究的必要。毛泽东同志说。“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我想，在当前研究回族历史、回族文学（应该指出《正教真诠》一书有不少故事素材）等项目时，对我国早期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作品进行一些系统研究，也可能会有新的补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