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 伊斯兰教 儒家学说

明代，中国伊斯兰教正趋向于式微；“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①，呈严重失控状态，导致穆斯林意识形态异化，“倘有教门之家，尚存三分回回气象。”其他所谓“庸常之辈”。“上知为我教中人，至教之所以为教，究懵懵焉莫得其旨归，即娴熟经典，亦不过记述讽诵而巴。间有稍通教律，亦时讲论，又多曲为臆说，骇人听闻，不知者送奉为典型”② 某些达官贵人和豪族大姓甚至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

据《福建泉州陈豫丁氏节斋公图谱》记载，当时这个回回大族已基本“汉语化”，族中人都不识他们先民通用的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也很少有人去学习：“诵清经，仿所传夷音，人既不解其义，亦不求其晓，吉凶皆用之。”最初还保持穆斯林传统的生活习俗。“殓不重衣，殡不以木。葬不过三日……祀不设主，祭不列器……·相率向西以拜天，岁斋一月……”而今殓重衣，殡以木，葬过三日，相设主，祭列器，不拜天。岁不斋……

中国伊斯兰教之所以面临这种情况。原因在于长期思想禁银，固步自封，唯我独尊，拒不汲取外来文化知识以充实和提高穆斯林素质。教义宣传。僵化而俚俗，或故作惊世骇俗之说，素为封建士大夫所轻视，斤为“市井之徒”，即使回回中人也不屑与之为伍。祖、父辈来自天方”的诗人丁鹤年，就以棺木改葬其母，设酒肉祭奠，博得“丁孝子”桂冠，出身穆斯林世家的著名学者李整也由回而儒，而释，遁入空门。民间还流传“回国官至二品，必然出教”之说。 同时，又由于回族穆斯林“大分散，小集中”，处于汉文化汪洋大海氛围中，每个穆斯林在成长过程中，既受到来自所在教坊内部伊斯兰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有客观存在的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久而久之。潜移默化，对外接触面愈广泛，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愈强烈，伊斯兰信仰自然趋于“淡化”。明王朝曾一度实行种族报复，镇压蒙古人、色目人。回回属于一“色图”范畴，也不能幸免，影响所及，导致封建统治者的歧视：“由于各教莫能思吾教之行事，蓄疑团于千百年而莫能释，未学吾放之书，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致使各教之疑愈生，而各教之物议愈纷，遂有谓不遵王朔，私造宪书，以三百六十日为一年而群相庆贺老，有谓异言异服，拣择饮食。甚至谓斋仍布荤，白昼何故不饮食。又谓礼拜不知所拜何神？而夜聚晓散，男女杂沓。更齐髭以毁父母之遗体”③。山东巡抚陈世纪等就罗列了回回的大量“罪状”上书雍正皇帝，要求诏令拆毁各地清真寺，强迫回回“出教”。

回族穆斯林有识之土深为此种状况担忧，预见到倘若长此下去，伊斯兰教有步景教、袄教、摩尼教后尘在中国土地上消失的严重后果。于是，群起挽救，以改变这种没落局面明代后期，以阿拉伯文、波斯文为专业学习伊斯兰教典的寺院经堂教育在关中兴起。继而普及华北、东南和西南，形成陕西、山东、东南、云南学派，培养了不少经师、学者，为伊斯兰教后继有人提供了保证。与此同时，东南沿海南京、苏州等地“学通四教”（伊斯兰、儒、释、道）的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群起著书立说，阐述和宣传伊斯兰教义，蔚然形成一时风气，从而打破千百年来中国伊斯兰教“孤芳自赏”的保守状态。伊斯兰汉文译著自成一家之言，独步学术论坛，既丰 D 富了 伊斯兰理论宝库，更有助于消除民族隔阂与民族偏见，中国封建士大夫对伊斯兰教有了一定了解：“清真一教，不偏不倚，与中国圣人之教理同道合，而非异端曲说所可同语耳也”④，表明伊斯兰教与儒家学说基本一致，所谓“东西同古今”。甚至封建最高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据金天往《清真释疑》所引“康熙皇帝上偷”：“朕评回汉古今大典，自古之宏道也。七十二教，诱真归邪。修仙成佛，不法之异端种种生焉……汉官诸臣，时享俸禄，按日朝参，而回回逐日五时拜主赞圣，并无食朕停，亦知根本，而汉不及回也。通晓各省，如汉官民因小忿，藉端虚报回教谋反者，职司宫先斩后奏。天下回回，各守清真，不可违命，勿负联爱道之意也。”

寺院经堂教育的开展，以及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的兴起，双管齐下，内外并举，提高了穆斯林的文化素质，挽救了濒于式微的中国伊斯兰教。日本学者桑田六郎在《明末清初的回儒》一文中，誉之为中国伊斯兰教的“文艺复兴”。“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历来是中国封建社会实行思想统治的手段之一。儒家思想高踞于垄断地位，君临一切。“非我族类”的伊斯兰作为外来宗教，意识形态与儒家各有千秋，尤其“不敬夭地，不祀神祗，不拜国王父母之尊，另立宗主，自为岁首……”，成为封建卫道士攻击的理由，因而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自然不允许标新立异，以触犯时忌，而必须尽可能地适应现实社会制度的要求。事实表明，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在中国有一席之地，在于从不公开传教，不广纳信徒以壮大声势，避免引起封建统治阶级的反感，树立敌对面。穆斯林主要来源是父子相承、世代相袭，仅有极少数教外人皈依，充实到穆斯林行列中来。所以，“人其乡，随其俗”，伊斯兰教也不公开表示反儒，不给自己布置障碍：“回回教门异于中国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 所敬者唯一‘天'字。最敬孔圣人，故其有言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说蓬莱住海东，唯有 孔门真实事，眼前无日不东风。见中国人修斋设醒，则笑之。”⑤伊斯兰教进入中国，自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遵，否定历代奉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丘，而且认为孔丘的思想认识已表明有安拉造物主的存在，只是当时没有为他点破而已，理由是：“自佛氏起天竺，试珠冒玉，鱼目混珠。孔子日一‘恶似而非者，恶乡愿，恐其乱德也'。若 非灼见真知，鲜不众维亦难，众趋亦趋…·，·日孔子述而不作，不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一腔实学见于《周易》，虽文武周公无以过之。况七十门徒又焉及孔子所知。故日孔子所言天， 非覆育万物之天，乃造化天地万物之天也。不然天与地调，何不言地而言天，此理昭然，不 辩而知。”⑥据此，中国穆斯林学者“因势利导”，将孔丘与先知穆罕默德并列在一起，宣称孔丘为东土圣人，穆罕默德为西方大圣，圣哲天纵，同是“受命于天”，使命分工各异，先知穆罕默德传布“天道”，引导世人皈信安拉，不二不惑，复命归真；孔丘则传布“人道”，教导人们克忠贞不二 ，表里皆回”⒆

孔丘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首先提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论点，定下基调，接着抛出一系列清规戒律：“女子无才使是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女子人身自由剥夺殆尽，礼教吃人，血泪斑斑，史不绝书。

伊斯兰教则与此相反，古兰、圣训 关于尊重妇女的训示甚多，众所周知。“五伦”之中，儒家以“君臣”一为首，伊斯兰教列。夫妇”于首位。理由是“有夭地而后万物生，有男女而后人类出，故夫妇为人道之首也……天地，生物之本；男女，生人之本。男女之最初，继主而立极者，阿丹也。阿丹，天下万世人之元祖也。腋生好娃，配为夫妇；故夫妇原生一体……而生人之道，扩充于无尽焉”。充分肯定男女在构成人类社会中的相互作用。为此双方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伊斯兰教妇女有学习知识的义务（主命），有家庭遗产的继承权。婚姻虽也通过“父母之命，媒的之言”。 本人有择偶的自由，不允许包办强制。儒家主张“从一而终”，视妇女改嫁为“大逆不道”。伊斯兰教认为情欲乃是生理的自然现象，不可抑制，戕害身心，“所以正教之理，虽鳏寡不宜独守，何也？宁可明正改节，不可外洁内淫。孰轻孰重，孰是孰非，此固不辨而明者……经云：夫妇之道，乃两相护卫者，即此旨也”（２０）

儒家自古持“华夷”偏见，唯我独尊，自称“上国衣冠”，所谓“披发左衽”者，素为士大夫阶级所不齿。春秋五霸“尊王攘夷”，儒家大加赞赏。赛典赤·赡思了领导云南各族人民开展行省建设，对滇六年，一滨大洽”，死后追封“咸阳王”，云南人民建调纪念他的丰功伟绩。封建卫道土却申明。“王虽有大功于兹土，究系外夷，不宜与亚圣诸贤配祀城中。”于是改建享堂于昆明城南五里二外。

伊斯兰根据经、训指示，人类不论种类、地域、肤色，源于同一始祖、同一民族，白种人并不比黑种人优越，阿拉伯民族也不优于其他民族，在安拉之前，众生平等：“经云‘造化天地，显主大能，造化人神，显主全品。'人为天地贵，万物灵，必以知主为得遣，体主为行道，显主为了道。三程之尽，了道而已，人人能之，人人可登圣品”（ 21 ），否定儒家“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之说。

关于学习，儒家的《礼记》虽有精辟的见解，但排斥外来文化，只主张“师夷人之长技”。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生所追求的是“学而优仕”，一旦跃登龙门，便拥有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群趋科举致仕的终南捷径，终身困于场屋者，大有人在。上下无所作为，导致“ 穷一自”、落后挨打的境地。

伊斯兰教对学习特别重视，首先提出“求学是每个男女穆斯林的天命”。学习提到“天命”的高度，要求不分性别，不分老幼，学习“从摇篮直至进入坟墓”，不可一日中断。阿拉伯半岛与中国远隔重洋，先知穆罕默德还鼓励穆斯林不远万里到中国求学，当时中国正当好大唐盛世，经济繁荣，文化先进，崇奉佛教，举国欲狂。可见先知对非伊斯兰文化并不排斥，主张兼收并蓄，汲取于我有益的部分，对学者评价更高：“学者比修士优越，犹如月亮较繁星光明一般，学者是历代先知的继承人。”（２２）甚至说：“学者的墨汁胜于殉道者颈上飞溅的鲜血。”

清代云南回族穆斯林社会推行的“乡规民约”（约束教条），首条便是“端学习”，指出 “经书乃培养善脉之根源，超凡入圣之舟揖，分别邪正之关头，需要精研穷究。审问慎思，说得一句，行得一件，步步从实处着足，内可以束身，外可以约人”（２３）。显而易见，学习目的重在实践，学以致用，严于律己，师范于他人，提高回回民族的素质。

因此，对于学者要求学行俱优。所谓“ 学无行，如无果之花，有行无学，如无门之 晨”。先知穆罕默德严厉谴责：“两种人将我教道后辈斩绝，一乃有学无行之学者，或人效之，习为违背，一乃有行无学之清廉，或人效之，习为异端。”（２４）

结合中国穆斯林实际，生长在远离“ 方”的东土，除了学习伊斯兰经文，还必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两者不可偏废，因此“经不通儒， 若苗而社秀；儒不通经，如秀而不实”。前者不懂得修齐治国之道，而后者则不了解归根复命之旨，各有局限性。同时，进一步揭示，“中国之书，纪于人言；天房之书，传自天语。譬如南不梦狮，北不梦象。编幅不见昼，蜉蝣不见夜。而况天地之大，古今之江，或有于此者，无于彼；有于波者，无于此。知乎后者，莫知前，知乎前者，莫知后；知乎内者，莫知外；知乎显者，莫知隐。”（２５）。

由于人的认识有限，而宇宙无涯，“至于永极，性理、三才、万物、至隐至微、至广至大，起古今之才人，无能测其高深；集海内之经书，不能阐其至理 ”（２８） 穆斯林学者指出诸家之不足，“儒知而言浑，玄知而不切，释不知而自认”。所持理由是。“儒重世教，故好儒者业功名，邀声誉，贪尘情，忘后世厂而任命之原毁矣；玄尚清虚，故好玄者轻君亲，背仁义，务烧炼，欲求长生，而性命之原来误矣；释尚空无，故好释者背君亲，灭纲常，毒仁义，以往为主，而性命之原来丧矣。”…（２７）据此，中国伊斯兰“附儒”之说，足以自明。仅是“回儒互补”，互相发明，而绝非盲从，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借儒家天道观和“三纲五常””的外衣，作为宣传伊斯兰教的手段而已。　　　　　　　　　　　　　　

注释：

①《胡太师祖墓碑记》。

②《天方典礼》定成隆跋。

③金天柱：《清真释疑·自序》。

④⑦鹿祜：《天方利经序》。

⑤陆容：《园杂记》。

⑥⑧⒁⒃⒄（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７）马注，《清真指南》，天命；天命；天宫赋；四行；四行；约束教条，约束教条；补遗；补遗；穷理。

⑨张中《序四篇要道缘起》。

⑩《天方典礼》徐元正序。

⑾马德新《四典要会序》。

⑿马德新：（祝天大赞》。⒀济南南大寺碑刻《来复铭》。⒂⒇ 王岱舆：《正教真诠》，忠孝章；夫妇章。⒅ 刘智：《天方典礼》丧葬篇。⒆ 刘汉英。《回回教说》（２１）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嘱》。（２２） 艾布·达吾做《圣训集》。

（作者单位 昆明伊斯兰教经学院）（责任编辑 谭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