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明对话 中国伊斯兰

21 世纪是世界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人类文化在其物质层面和结构层面上出现了空前的接触和共融。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社会交流已经达成了不少的通行规则和共识，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在人类文化的精神层面上，由于各个不同利益群体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同，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宗教之间总是存有各种各样的裂缝和相互防范及戒心，从而增强了当代社会的张势，影响到人类的理想共存。因此，为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和持续进步，为了当代世界的和谐共存，在人类深层次意义上的社会结合和精神对话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即不同的种族、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必须高度重视大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智慧。

针对亨廷顿在后“冷战”时期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和“宗教冲突论”，世界各国的的许多理论家和思想家对这种“冲突”学说作出了不同回应，同时，更多的学者和有识之士站在人类多元文明共存的高度，进行理性和深层次的思考，提出了各个文明和文化之间进行对话，以实现人类文明多元契合、和谐共存的发展前景。这一主张在“全球化”汹涌而至的今天，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呼应和支持，联合国也将 2001 年定为人类“文明对话年”，自然就有了不同寻常的划时代意义。

从这一时代的层面和向度上讲，作为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亚文化——中国伊斯兰文化，在文明对话和文化理解中的角色和价值的彰显，逐步引起了世人的注目，尤其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流传至今的一批汉文译著卿伊斯兰文化界通称的“汉克塔卜”），正日受到日本、美国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这个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在世界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等三大主要文明的相互对话和理解中，惟有中国伊斯兰文化可以在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沟通、对话和交流互动中，具有第四座桥——文化交流的基点作用，可以作为借鉴的文本资源。因为历史上，中国伊斯兰文化在中华大地扎根、开花、结果的 1300 多年历程证实，中国伊斯兰文化作为世界伊斯兰文化的一个支流，其形成发展却是在中华文化的滋润和哺育中生生不息、绵延下来的。因而，她兼有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传统的文化因子，具备了在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宏观就微观上对这两种文化进行文化的自我调适和整合的功能，同时，在文化理解和阐释上，也就有了较大的弹性向度。基于此，我们中国的伊斯兰文化界，就更应该责无旁贷地积极响应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和与其它文明开放交流的时代呼唤，为中华文明和人类文化的和谐发展，尽一份自己应有的力量，做出时代性的贡献，是时代和人民的希望和要求。

一、对话的历时性和时代性

对话（ dialogue ）本身就是一种关系。“对话关系”的学说在世界各大宗教都有一定的影响，尤其在基督教和犹太教中有着悠久的传统，也有现代的解释。有的学者明提出“人之存在恰如对话”，“我与你”、“我与它”都表明一种存在关系；关系表述了人的存在本质及其方式，亦反映出人对字宙万物和其同类的态度。注重强调“我——你”关系就是追求建立一种双向互动、相互沟通、彼此尊重、平等对话的人际关系，此即人之存在的真正本质。在伊斯兰文化中，在人——真主的关系、个人一他人关系上，也有“认己时认主明”、“穆斯林皆兄弟”的平等对话主张等等，都成为这三大普世性较强的宗教的智慧和精神结晶。

如果说“基督教是洋人的枪子儿打进来的，佛教是印度大白象驮进来的，伊斯兰教是阿拉伯商船和骆驼运来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佛教在南北朝时期逐步进人中上流士大夫阶层的知识视野，与中国的诗歌、建筑、绘画、哲学等文化艺术领域交融合流，对中国后来的传统文化的走向和建设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基督教在唐代景教东来以后，曾经一度消匿，后经元代的中兴，特别是明清以来，基督教经过“文化被戴”、“文化融人”的多方面努力，在近现代中国完成了本土化的历程。

伊斯兰教则不然，她自从唐宋以来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的商人、士兵、贡使传人中国后，走着一条与前两者很不相同的道路。除了元代，因为色目人中的回回人为元朝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特有的作用，而受到较高礼遇，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外，其他历代封建王朝中，伊斯兰教从来没有济身于中国社会的主流，也没有进人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视野。而是在中华大地上，始终依附于信仰者群体，始终顽强地扎根于中国穆斯林民族的民众中间，“润物细无声”地书写着自己特有的发展历程。综观历史，伊斯兰教没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宗教发生过正面的论战和激烈冲突。随着历史的进步，在元末明初时期，中国穆斯林（特别是回族等族为主的内地穆斯林群体）选择了汉语作为自己与汉族等兄弟民族进行交往的惟一交际话语，这对中国伊斯兰文化（当然，相对于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代表的新疆地区伊斯兰教有所不同）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转折。因为这标志着伊斯兰文化及其信仰者群体，开始了真正的文化的“自我适应”和主动选择。在保持自我文化特质的条件下，以中华文化的符码——汉字，以及汉文化的运作结构和程式来应对中国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要求，尤其在世俗层面上，不断扩大与兄弟民族的全方位交流和多层次互动，在精神领域的神圣空间，则一直坚守着伊斯兰文化的核心内容。这是由伊斯兰文化传统精神所决定的，也是有中国文化的大环境所限定的。

综观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从现实世俗主义的层面上看，中国穆斯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完全适应了中国社会生活的环境需求，诸如在与兄弟民族的交往中，在待人接物、饮食起居、建筑样式方面逐步地完成了“中国化”。但在生活禁忌、精神追求方面的坚守和持续，使伊斯兰文化与“经世致用”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了明显的差异。穆斯林在中国社会内部往往成为一种“熟悉的陌生人”群体，与主流社会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久而久之，在文化界存在着一些善意的误读、误解也就在所难免了。为了争取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中国穆斯林中代不乏人，出现了一批胸怀开阔的有识之士及其代表人物，积极探索和实践中国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主流社会协调适应和发展的路子。其中，首先当推胡登洲（ 1522 － 1597 ），于明代后期创办经堂教育，他继承了伊斯兰教育的传统风格，又针对中国内地穆斯林社会的实际，大胆借鉴中国传统私塾的教学方式，建立起了具有中国气派的伊斯兰文化教育体系，而他本人也被穆斯林尊称为“胡太师”，被后来的宗教学者称为在中国宗教史上可以与孔子、老于、唐玄类相提并论的有影响人物。其次，经过经堂教育近耳年的发展和成熟，孕育出了中国伊斯兰文化史上的汉文译著及其创作群体，开创了中国伊斯兰文化的新篇章，开创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传之间展开文明的对话和理解的新时代，这一时期也成为“中国回回史上之文艺复兴时期”。

如果说经堂教育确立了中国伊斯兰文化本土化的内部教育和文化传承体系，延续着中国伊斯兰文化的薪火至今不熄。那么，被称为“阐扬回教学术的开端”、“有凿山开石之功绩”的中国伊斯兰汉文译著则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和胸怀，吸收、接纳着包括儒、释、道在内的多种文化传统的有益成分，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理层面上进行了多层次的建设性对话和交流。中国伊斯兰汉文译著及其创作群体，自明清以来开创了在汉文化话语大背景下，中国伊斯兰文化能够而且一定可以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共存与友好理解的对话探讨关系，自王岱舆开始，汉文译著的这一汉语文本的创作和研究一直延续至今，从历史的纵向看，汉文译著作为一笔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的丰厚财富，对中国伊斯兰文化和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影响。可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在对其进行全面、深人而仔细地梳理、分析和研究方面，仍然缺乏系统性，缺乏深度和理论的提升。这主要表现在汉文译著文本在建构中国伊斯兰文化哲学思想体系上的努力，多大程度上吸收了中国儒学传统，尤其宋明理学以来的哲学思想成分和合理因素？汉文译著文本及其代表学者，其伊斯兰文化的学术背景，除了他们是穆斯林的文化身份以外，他们又在多大范围和多大的程度上，学习和运用了伊斯兰文化经典著作的教义学、宗教学、哲学思想，来有原则、有选择地向汉文化界阐发和介绍伊斯兰文化的丰富内容的？这些问题和潜在的巨大文化价值，还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尽管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在进行，成果也为数不少。当然，这里也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最主要的是诸如阿拉伯语、波斯语等语言方面的障碍，同时，学术理论上的火候的不到位，以及对东西方哲学文化的研究现状缺乏了解，使我们难以与国内外学术前沿进行文化、哲学上的深层次对话，也限制了我们研究的学术范围和视野。

汉文译著的代表性学者如王岱舆（约 1570 － 1660 年）、马注（ 1640 － 1711 年）、刘智（约 1660 － 1730 年）、马德新（ 1794 － 1874 年）等四大译著家及其研究群体，“发前人之所未发，言前人之所不敢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作为穆斯林社会的一分于，他们艰难地思考着、实践着中国穆斯林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中生存、适应，如何与时代社会发展相协调、相进步的重要命题。而且他们开创的这一光荣的学术传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今天，当我们解读汉语译著文本的时候，不难看出，它们代表了历史上当时最高的伊斯兰文化研究成就，也为后来的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最突出的的贡献在于：一是创立了一套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伊斯兰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以及中国文化的叙述特点。如真一、元始、前定、普慈、真赐、真圣、易真、昧真、正教、作证、无常、今世、后世、至圣、五功、知认、见认、续认（以上见《正教真诠》）等等，又如真宰、人祖、三乘、五典。圣教、真主、会礼等等，这些语词虽然是地地道道取之于儒家传统和道教、佛教词语，可经过汉文译著家们的借鉴和运用，却赋予了中国穆斯林准确把握伊斯兰文化经典和思想的丰富内涵，在中国历史的、社会的、地理的多重复合结构环境中，形成了中国穆斯林自己的语汇系统、构建方式、叙述习惯和心理模式。并且，使具有一定文化常识的一般非穆斯林知识分子，对伊斯兰教的教理也能够“读其文，会其义，自有裨益”，从而实现了伊斯兰教与传统儒学的互动交流和对话。

二是汉文译著在坚持伊斯兰教原则和精神的同时，创立了中国伊斯兰教教义学体系。在宇宙发生论、认识论、伦理思想方面，围绕“认主独一”的伊斯兰教核心原则，借鉴中国儒学传统如二元分类及其对立的思维模式，重新阐释了伊斯兰教的宇宙观、认识论和日常伦理观。如王岱舆在《清真指南》中，描绘了一个安拉（ Aha ）造化宇宙的模式：真一（真主）一数一（无极、太极、媒介物）一阴阳——天地（日月星辰）——（土水火气）——世界万物。这样，就把伊斯兰哲学和中国宋明理学宇宙生成论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智慧的学说思想。而且在他们的努力下，多方面地突破和建立了中国伊斯兰教义学体系，最终使汉文译著开拓了伊斯兰文化的学术空间和知识视野，达到以“世人于回、儒，往往分视之，而未能参观，良由不明天方经意，以致见少多怪。岂知回儒经书，文字虽殊而道无不共，语言虽异而义无不同。是以不揣因陋，于天方经语略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焉。征集儒书所云，爆得互相理会，知回儒两教，道本同原，初无二理，何必拘泥语言文字之本，而疑其有同有不同耶。”汉文译著及其群体的努力成就是中国宗教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工程，同时，也开创了伊斯兰文化与儒家传统文化的对话和交流的新时代。

二、在多元文化的交流、对话中进行互动理解

伊斯兰文化作为世界三大普世性的宗教之一，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也在中国留下了深深地文化印记，这突出地表现在她在中国拥有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 10 个民族的信仰群体 n 而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逐步完成了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发展道路，在这些民族中，伊斯兰的信仰和文化已经与民族感情、文化习俗融为一体，伊斯兰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转化成民族的生活方式。但由于中国各族穆斯林分布的地域辽阔，社会文化背景的自然生态环境不同，各民族的来源和形成以及接受伊斯兰教信仰的时间、途径也不一样，因此其内部又呈现出多种形态和特色。从这些方面来说，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 10 个民族，又可以分成两大类型：即以维吾尔族为代表的新疆伊斯兰文化和以回族为代表的内地伊斯兰文化。单就从文化和现实的层面上讲，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这种地域性、民族性的差异和复杂性，就说明了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主流文化和各种亚文化之间，各种亚文化的子系统内部之间，展开互相的理解、交流和友好对话的重要性、必要性。而汉文译著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真好体现了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对这一文化多元共存的社会现实的回应。

首先，中国伊斯兰汉文译著家具有“兼通四教”的学术胸怀和开阔视野。同时，他们深刻领会到伊斯兰文化的丰富性、包容性和开放性。历史上，以《古兰经》、古兰经经注学。圣训学、教法学为主体的伊斯兰文化，就是在阿拉伯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了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等各种文化因素，并且使它们互相影响、融会贯通，得到新的发展和创造的，并最终成为遍及世界广大地区的伊斯兰文化。汉文译著家们认为伊斯兰教本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推移，所以，伊斯兰教教义、教理也应该注人时代精神。对教义教理不能胶柱鼓瑟，必须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只有在坚守伊斯兰教义之“故套”的前提下，“年年更易”，才能“万紫千红”，才能够如天地般久长。在他们看来，传播教理、教义要同当地的风俗习尚和当地的文化传统相结合，这样才能够体现伊斯兰文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即“九教（经教、权教、因教、喻教、讥教、警教、惠教、德教、力教）之道，莫善于‘因'。因教者，东土之良药也。东土之教，唯儒为最。儒之有文，若山之有木。故用文者，若匠之取材，可以为朝堂，可以为民屋，可以为梵宇，可以为清寺”。王岱舆作为“兼通四教”（伊、儒。释、道）的学者，他认为自己著述的目的是“清真之经典不乏，而教外莫有能知者，以文字之各殊也。予特著论以彼达此，悉属借用，顾其理如何耳，其词何一，非借又奚以二氏（佛、道〕为异乎。”'是为了让教外人了解伊斯兰教，同时，他以伊斯兰教的代表自居，与儒、道、释进行过广泛的交流和对话。诸如此类的例证还很多。因此，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发展、演进，就必须面对中国文化的环境和历史现实，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宽广的胸怀，主动向一切先进的兄弟民族学习，开展相互间的友好交流和文化对话，只有这样，一个民族才能进步，才能更好地迈人时代社会的先进行列。这是汉文译著家们时代的最可贵精神和风范。

其次，汉文译著家们以自己创作的文本，独创的汉语伊斯兰话语体系，在展开伊斯兰文化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对话方面，获得了良好地互动效应，得到了中国主流文化界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和赞赏。自清代以来，汉文译著的学术成就，在部分官僚和儒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少人以极其兴奋的心请，欢迎这一文化举措的进展。乾隆后期、咸、同年间的几次“回变”，在官僚和儒士们的心目中投下了阴影。对于中国伊斯兰教，他们大都有一种先人为主的成见。汉文译著及其对伊斯兰文化的传播，改变了或者部分地改变了清代知识界的思想认识。儒士何汉敬在《正教真诠·叙》中说：“其教（伊斯兰教）亦不废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序，而洁己好施更广吾儒所不足……吾今服其教矣。”内阁学士兼吏部侍郎徐元正在《天方性理·序》中说：“天方圣人创之于前，群贤宿学传之于后，白门刘于汉译以授中国，中国将于是书复见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则是书之作也，虽以阐发天方，实以光大吾儒。”以上序文写于清代前期。在清代后期，例如马复初著作作序的云贵总督潘锋，为《清真释疑补辑》作序的候补知县冷春晨等人，都从不同角度对伊斯兰教进行了友好的理解和客观的评价。而刘智的《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三部著作，于乾隆四十七年（ 1782 年）进呈，被收人数目达三万六千部之多的四库全书之中。这些成就的取得，表现了中国主流文化界对伊斯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了解和关注，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伊斯兰文化的客观评价和时代认识水平。

三、国际上有关文化间对话的中国伊斯兰文化最新成果

面对 21 世纪的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政治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化，人类社会交往的范围和领域日益扩大，不断加深。各个国家、民族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之间仍存有许多分歧和怨恨，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的冲突仍时有发生。世界并不平静，人间仍缺少爱。为扭转这种局面，当务之际乃提倡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彼此对话和共同合作。文化对话的过程就是在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寻求诸如公益、平等、同情、礼教、宽容、责任和群体等普世价值，从而使人类社会能够在和谐中营造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时代主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西方的学术界已经开始注重各个文化之间的对话和比较研究。日本、美国的一些学者在伊斯兰文化和儒家传统文化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和学术对话，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中有影响的学者有井筒俊彦（ ToshihikO IZtltSS ）、杜维明、李普曼（ J ． Lippuman ）、村田幸子（ Sachiko Murata ）、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 Seyyed Hossein Nasr ）等。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井筒俊彦，曾于 20 世纪 60 年代撰写的《苏非主义与道教的基本哲学概念比较研究》， 1966 — 1967 年以英文版两卷本在东京出版。 1983 — 1984 年的修订版合为一卷，在日本、美国、英国同时出版，改名为《苏非主义与道教——基本哲学概念的比较研究》。新版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一致好评。当代新儒学家杜维明予以高度评价：“是一种开拓性的尝试：将宗教思想上看来互不相关的两个领域，集合在可以共享的哲学基础上，富有启发性的方法，新颖而又大胆的解释，以及所使用的资料，对进一步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在宗教比较、宗教哲学、文化人类学、亚洲思想和宗教、以及伊斯兰教和道家研究方面，他的著作对研究者都会有所助益。”当代著名的伊斯兰学者纳斯尔评价说；“（是）现代学术首次对伊斯兰教与中国思想所进行的精神比较……这本书问世后，已影响到每一部有关伊本·阿拉比和思辨苏非主义的著述……最近 15 年内对苏非主义的种种研究，也会显示出井筒俊彦影响的程度。”‘'井筒俊彦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哲学家，他对东方哲学和文化具有深刻的见地和研究，著作等身，精通英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特别在伊斯兰教研究、苏非主义、中国道教、印度教的研究和比较研究领域，尤为显著和具有广泛影响。同时，他还关注伊斯兰教苏非主义对中国汉文译著的深刻影响。在他卓越的学术造诣的影响和启发下，近期，美籍日本学者村田幸于（ Sachiko Murata ）教授，经过对中国伊斯兰汉文译著多年进行研究，著成《苏非之光的汉文折射》一书，并于 2000 年由纽约国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热烈反响。

《苏非之光的汉文折射》（ Chineseolearns of Sufi Light ）一书，共分 7 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门和 18 世纪第一次出现穆斯林的汉文伊斯兰著述，介绍了王岱舆、刘智这两位中国穆斯林思想家和哲学家，描述了穆斯林学者把伊斯兰教著作翻译成汉文的艰苦努力；第二部分详细介绍王岱舆的著述情况；第三部分描述王岱舆的《清真大学》，探讨它在中国和伊斯兰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第四部分是关于王岱舆的《清真大学》的英文翻译；第五部分是进一步解释加密（ Abd － Rahman Jand ）的波斯文著作《勒瓦一哈（ Lawa ' ih ）》的重要，描述刘智这样把它翻译成汉文，名之为《真境昭微》； 第六部分由村田幸子的丈夫奇蒂克（ WC ． ChttiCk ）把加密的《勒瓦一哈》从波斯文原文翻译成英文；第七部分是将刘智的 《真境昭微》翻译成英文。该书由当代新儒学家杜维明先生作序，他高度评价了该书对开展多元文明间对话，特别是增进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友好交流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他认为：“中国穆斯林中的伊斯兰学者对新儒学（即宋明理学一作者注）的思想方式有着成熟的把握，他们从哲理角度解释新儒学所关心的核心内容：理解万物，提炼知识，检验真知，净化心灵，从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新儒学的价值“系统蕴涵于他们理性的阐述中，并且是其不言而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儒学的道德规范构成中国穆斯林信念、义务和善行中极有价值的部分”。他对王岱舆和刘智的学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王岱舆）对伊斯兰哲学的广泛深人理解，并能不断扩大认识范围，如从一种新鲜的视角与那些富有思想的儒土、高僧、道长进行对话和交流，增加了一个崭新的学术空间和视野。”（同上）；而刘智的出现，则标志着中国伊斯兰文化思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随着世界范围内多元文化之间交流、相互理解的增强。在海外新儒学家、伊斯兰著名学者和西方学者的共同合作和促进下，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先后在英国剑桥、美国马萨诸塞、马来西亚吉隆坡以及哈佛大学，举行了几次伊斯兰文明一一儒家文明对话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东西方文化界和学术界引起了良好的反响，使更多的学者认识到了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独特性和重要价值，特别是伊斯兰文化资源与儒家文化资源的相互关系。从中我们也能够看出开展这一对话，对促进东西方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所具有的潜在价值和活力。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我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伊斯兰研究，无论在学术研究的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在应用性研究方面、综合性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研究的论文和专著的数量和质量有了很大的突破和提高，因此，我们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积极努力，认真地借鉴和吸收国外的最新研究的有益成果，在世界多元文化对话和学术交流中，发表能够代表中国学术水平和学术气派的研究成果，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精神文明服务。同时，为加强和促进民族团结和文化理解、文化交流，是我们这代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