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词：天方典礼 刘智 以儒释伊 时空背景

穆斯林学者刘智（字介廉，号一斋）是著述丰富、贡献卓越、影响深远的回族知名人物，也是清初用汉文阐述伊斯兰教哲学与教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刘智学术思想中，经常会涉及“以儒释伊'的问题，即所谓“用儒文传西学”、“原儒语以明其义”的手法，或说得更具体、更形象一些，叫做“本韩柳欧苏之笔，发清真奥妙之典”。这种情况，究竟是由于儒家学说与伊斯兰教原理确实相通呢？还是著作者借用兼通“儒道释伊”的条件而甘愿博采杂揉以炫耀于人或“赶时髦”？还是受时空环境的特殊复杂因素所迫使？它所期望的社会影响或客观效果，究竟是要表明各家学说义理相通，不宜相互排斥？还是为了使伊斯兰教能在封建社会争取生存发展的余地？或者，是不惜“反经异俗”而标新立异、别树一帜？对此，我只准备就《天方典礼择要解》一书，略谈个人并蛙之见。

（一）撰述者“以儒释伊”，既有积极宣传伊斯兰教的良好动机，也有适应 当时社会环境的主观愿望。

（二）从刘智个人的身份和条件看。他并非掌教开学的阿訇，也不是受经堂教育熏陶“挂樟穿衣”的“海里发”，主要是从儒学开始，在有了相当根底的汉文化素养之后才去研究伊斯兰教。“于年十五而有志于学，八年膏暑，而儒者之经史子集及杂家之书阅遍．又六年读天方经。又三年阅释藏竟。又一年阅道藏竟，道藏无物也。继而阅西洋书一百三十七种，会道诸家而折衷于天方之学。可知他十三岁以前接触的主要是儒学，是诸子百家。然后才读天方经六年，往后又有四年用于读佛经、道经。这时，他已经三十三岁。自有志学习以来的十八年间，读儒（ 8 年）、道（ 1 年）、释（ 3 年）共十二年，读伊斯兰经 籍才六年，仅占攻读生涯的三分之一，虽然后半生倾心致力于研究伊斯兰教，但他青少年时代的知识基础还是以汉文化为主，把他所获得的这些基础知识贯注于天方学的研究中，是正常合理，也是不足为怪的。他研究伊斯兰教的思路或途径，自然跟阿匐宣教、讲“卧 尔兹”不尽相同，但是殊途同归。刘智，正是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优越条件。（ 2 ）从刘智著作的动机和宗旨看。他其实已经意识到他借以宣传伊斯兰教的思路与途 径有‘反经异俗”之议、之讥、之压力。因此，他在《天方性理》的《例言》中郑重声明： “是书语气与经堂语气既不相合，则不能不起物议。然而无庸议也，是书非为不知文者作也。盖不知文者，经师遵经训之，无须是书．而须是书者，必通习三教，未知吾教之礼者也。读其文，会其义，自有裨益，知我罪我，听之斯世”。这段近似“悍然不顾”当时舆论指责的宣言，坦率地表白了自己的态度，说明此书的读者对象是“通习三教”、有汉文基础的“读书人”，而不是只习惯于“经堂语”、未读汉文或排斥读汉文的乡老及“念经人”。他相信可以通过不同方式与途径达到宣传伊斯兰教的共同目的，这是刘智的远见卓识。这种认识，恐怕也是跟撰述人所处的地区环境息息相关的．旧称金陵、建康的南京，是六朝古都，明初，洪武、建文和永乐前期，也定都于此。明清之际，江南一带的回族穆斯林，较诸西北地区，从总体上看，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和念经的风气渐趋淡薄，学习汉文化的情况相对而言日益明显，以汉文著述为宣传工具正是适应这变化中的客观需要。刘智还说：“经文、汉文，两相吻合．奈学者讲经训字，多用俚语，未免支离，有失经旨。愚不惮烦，每训文解字，必摹对推敲使两义恰合，然后下笔．览者匆谓愚反经异俗，是两俗合经耳”。这几句声明，不是消极地自我辩护，而是义正词严地批驳．他是深恐“有失经旨”才认真对待，“摹对推敲”的，表明他决非故意“迎合”儒学，违背“经旨”而丧失原则，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维护着穆斯林的立场，决不能给他扣上“反经异俗”的大帽子！

（ 3 ）从刘智领悟的哲理和原则看。“以儒释伊”的现象，决不是为了“迎合”而穿凿附会地把二者勉强“捏合”。他在《天方典礼》的《自序》中说：“解中有理明而义未尽者，复为广义；有义尽而理未畅者，又为实义；有义理明畅而学浅者疑其非，乃质诸儒语，以释其疑；有事属寻常而见小者普其异，又设为问答，以针其感……”。又说：“虽载在天方之书，而不异乎儒者之典，遵习天方之礼，即犹遵循先圣先王之教也。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第后世不之讲求，而逐渐失之矣，惟幸天方之礼，为独存……”。这番话，也解释得很清楚，他之所以“以儒释伊'，主要是因为“天方之书，不异乎儒家之典”，是就共通之点加以发挥，不是牵就“捏合”。而且，要碰到“义理明畅而学浅者疑其非”的情况，才“质诸儒语，以释其疑'，可见他的著述中引用“儒语”，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启发读者理解伊斯兰“圣旨”的辅助方法。特别是讲到人伦五典之学，人类有文明史以来，古今中外所总结出来的许多准则，难道不正是大同小异、相近类通吗？

（ 4 ）从刘智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看。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适应客观形势以求生存发展的因素。在中国长期的封建帝王统治下，儒家学说始终居于垄断地位，从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往后，宋明理学更为盛行，许多外来的思想、文化，似乎都要具备或染上汉化、儒化色彩，才能站住脚，有活路，否则，就会被视为邪说异端。迫于形势，也必须跟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相套、挂钩，何况儒家学说与伊斯兰教文化确实有许多相通之处，自然容易融合凝结．有必要理解刘智用心良苦的为难之处．而且，从读者对象主要是回族中的念书识字者来看，以汉语为共同语的广大穆斯林，通过汉语或汉文著作，通过耳熟能详的儒家语汇词藻去理解伊斯兰教，毕竟比通过学习阿拉伯语经文更直接、更容易．正是这样，特殊的时空背景，才会促进刘智等穆斯林学者“以儒释伊”的汉文译著应运而生。为消除读者的误会，刘智还谆谆嘱咐说：”览者诚能体诸心身，见诸实行，始不负古圣、先贤传教之至义，而区区变文翻义之苦衷也”。字里行间，不难窥探撰述人的心理状态。

（ 5 ）从纯粹的宗教概念或意识看儒家思想只是一种理论，一种学说，习惯上虽然把它跟“道”、“释”并列统称为“三教”。但严格说来，“儒”并不是一种宗教，它没有明确崇奉的神灵偶像，也不存在体系完整的宗教教条，“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第七》有明文记载，即便是祭祖神一类习俗礼仪，也只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心灵上的感觉，孔夫子的态度是“吾不与祭，如不祭”，洒脱而又实事求是．孔丘甚至反对乱竖偶像，不能容忍把凡人神化的现象，他曾什对鲁国沿用松礼”的行为而公开表态说：“谛自既灌 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对此很蔑视（参见《论语八》第三）。儒家所阐述强调的，主要是人伦道德、社会主张，它所创立的是学派而不是宗教。有一次，王孙贸问孔子对“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这句话有何见解，孔子说：‘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咄处同上广。可见懦、道、释三教中的儒，宗教意味并不太浓。因此，熟悉三教九流、精通汉学的穆斯 林学者刘智，兴趣和感情均偏重于儒学，用于习懦的年头也远比研究佛、老的时间长，年头是后两者总和的一倍。“以懦释伊”，自然得心应手，顺理成章。由于儒在实质上并非纯粹的宗教意识，只是一种有广泛影响的学说理论，把它作为宣传阐发伊斯兰教原理的手段，可避免“反经异俗”之嫌，强调“两俗合经”，也就不怕教内人罗织罪名、扣大帽子。明清之际的回族穆斯林学者，包括刘智在内，在阐述伊斯兰教“认一论”（亦称一神论”）思 想时，常借汉文中的“天”字指代造物主安拉，如“天房”、“天命'、‘天经”、“天仙（使）”等等，不是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称谓之一了吗？其字源盖出自儒家经典，尽管它跟孔、孟著述中“天”字的内涵相距甚远．但在穆斯林群众中，决不会因为用了“天”字而产生误会错觉，也没有人提出非议。这不正是“以儒释伊”收到积极效果的实例吗？

（二）通过全书序跋，亦可证明“以儒释伊”不仅深受穆斯林赞赏，而且也博得教外人士同情，达到了宣传伊斯兰教的预期目的。

（ 1 ）穆斯林极端珍视，备加赞扬。如自称“教弟”的定成隆于康熙四十九年（ 1710 ）等于老、佛之流也”，这是他原先对伊斯兰教的朦胧印象．戊子年（ 1708 年）春，他会晤刘智，“畅论天人性命，无微弗逮；询其教之原委。刘智才把此书送给他。他读过后，见其微言妙义，切实渊深；天机人事，节目井然．其伦礼纲常，犹然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也；其修齐城正，犹然孝、弟、忠、信、礼、义、廉、节也；其昭事上帝，有所谓念、礼、斋、课、朝五者，亦犹然顾熊明命，存心养性，以事天也。夫然后知清真一教，不偏不倚，直与中国圣人之教理同道合，而非异端曲说所可同语者矣。吾于是益喜刘子之博学奇才，会心于无尽也．既通天方之典，复通中国之经，融会贯通，著为书，以阐其教”。早先的成见消失了，认识有了转变，过程谈得很清楚，该不是碍于情面的奉承溢美之词吧？当然，这位维护封建统治的僚臣之所以赞誉清真教，主要在于发现它并不违背儒家之礼教。除了说明伊斯兰与儒家文化共同点很多之外，不也反证刘智“以儒释伊”或“儒伊对照”的成功吗？

礼部侍郎徐体的序文中说，穆斯林千百年来，流寓者众，虽居中国，犹执祖教，智者守其经，愚者失其义。此刘子用儒文传西学以教于同人者也．虽然地有东西，理无疆界．是理也，虽自天方，而理通于天下……况其言天道、人道尤悉，学者能于是而用力焉，则亦尽人合天之一经语也，其可以方域拘诸？”同样赞许跨越疆域得到传播的伊斯兰文化。

此外，陕西道监察御史景日时所撰《一斋书序》中也反映了他通读刘智多种译著后的观感，认为刘氏“深得儒者精微之奥旨”，总的评价是：“刘君年富力强，著书数百卷。阐明天方之理，以补中国之用，其功正未可同量”。还有，另一篇《杨斐蔓序》中也表述了类似前述兵部侍郎鹿佑的感受，认为“梯山航海而来”的“天方之人”。“语言异其声音，文字殊其点画．见我朝之礼，番葡皇皇，彬雅明备，有余慕焉，而不能通其文。中华好事者，见天方语言、文字茫然行格，疑其礼有惊世骇俗、诡异而不近情者。不知疆域虽殊，同此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饮食、日用、起居之节，婚姻、丧葬、追远之谊，心同理同，则礼安有或异哉？”因此，对此书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这些教内外人士撰写的序、跋，都反映了刘智译著“以儒释伊”的积极效果，他只是联系对照二者共通之点，决非将两者完全等同，混为一谈。

（三）尽管撰述者己竭尽适应环境之苦心．但清代封建朝廷却猜疑忌恨，更可反证刘智“以儒释伊”决非牵就、迎合、讨好而“反经异俗”。

（ 1 ）从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看。《天方典礼择要解》（两江总督采进本）虽然被收人《总目 》，但在介绍此书的 184 字《提要》中，对伊斯兰教和刘智本人却连讥带贬，反映了清廷官方的态度。《提要》中首先简介撰写者的姓名、籍贯、回回裔身份及著述，再侧重介绍此书的内容、篇目，最后才下了“结论”式评价，说：“……每事详为解释，以自尊其教，回回教本僻廖，而智颇习儒书，乃杂援经义以文其说，其文亦颇雅赡，而根抵先非，巧为文饰无益也”。短短不到五十字，充满了贬斥辱骂的口吻，可见清廷及其御府文人态度和嘴脸之一斑。

（ 2 ）从乾隆年间发生的一场轩然大波看．由于广东崖州三亚村回民海富润携带一些伊；斯兰教经书赴外地游学，其中包括刘智的几种译著在内，被桂林府知府贵中毕发现，广西一巡抚朱椿如临大敌，恐惧万状，便向朝廷送呈奏折，报功请赏，这区区小事，连续数月间，惊动了湖北巡抚姚成烈，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阈鹦元，江宁布政使刘海，江苏按察使李庆芬，陕西巡抚毕沉等封建臣僚．官方不仅连人带书扣压，还辗转到有关各地搜书、毁板，大肆拘捕，甚至荒诞到要追查捕获已经逝世五十多年的撰述人刘智。此事发生于乾隆四十七年（ 1782 年），由于一年前甘肃地区爆发过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回族联合反清起义，虽惨遭血腥镇压，但封建统治阶级仍心惊肉跳，草木皆兵。广西巡抚朱椿竟奏称海富润所带的书籍中究竞有无违碍，无从辨识，”但看“书名《至圣实录》已属借妄。更何况书中“序、引、凡例、纪事、辩论等类，狂悻荒唐之处不一而足”。他甚至栽诬撰述人和持书者“恐系甘省番回漏网逆党”，连跟海富润有接触的人，也有“煽惑人心”之嫌，“尤应逐一究明，从重案拟治罪”。为此而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牵连不少穆斯林银挡入狱，只是由于当时形势所迫，乾隆皇帝感到不宜小题大作，扩大事态，下旨停止搜捕、烧书、毁板、毋庸查办，风波才渐趋平息．但在“上谕”中，所用措词为：此等回民愚蠢无知，各奉其教，若必鳃鳃绳以国法，将不胜其扰。皇上对回民的歧视及其虚弱恐惧的心态，已昭然若揭。当然，此案总算了结得比较及时，没发展为腥风血雨的祸患．但大批封建官僚对包括不少“以儒释伊”的汉文译著竟如此忌恨、仇视，除了暴露他们的愚蠢、低能，还妄图报功请赏的丑恶本质之外，应该说，这一类著述尽管是体韩柳欧苏之笔”，借用不少儒家术语，其本色仍然是“发清真奥妙之典”，才会使敌视者们“风声鹤唤”，谈“伊”色变，如卧针毡。

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对刘智及其他清代穆斯林“以儒释伊”的著作或译述，应有基本评价和充分理解，即：

（ l ）“以儒释伊”有其特殊的时空背景；

（ 2 ）“以儒释伊”，是用适宜手段更好地阐发伊斯兰教原旨，决非无原则地乱套或牵就。与刘智同时代的云南回族学者马注（文炳）在所著《清真指南》中曾说：撰述应坚持“有者不能隐，无者不能增，贤者不敢贬，不肖者不敢誉”的原则，以“晰诸教异同之理，阐幽明生死之说”。这也是先贤“以儒释伊”的共同点。

（ 3 ）“以儒释伊”的服务对象首先是具备汉文基础的各族穆斯林，其次也兼顾社会上有兴趣于此的读者和研究者。它跟经堂教育或寺院宣讲的方式有分工，是以不同途径完成宣教的共同目的．它决非“反经异俗”之举，而是两相配合，相辅并行。

（ 4 ）“以儒释伊”是在我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合乎客观需求的创造，是古老的华夏传统文化与外来的阿拉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它的作用和影响，不可低估。

（ 5 ）刘智是促进上述文化交流、融合为数不多的穆斯林杰出学者之一。伊斯兰教义和文化在中国，从限于口头宣讲到向社会通过文字广泛传播，是重大发展。

（本文责任编辑 李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