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宗平 北京大学副教授
主要著作：
⑴《伊斯兰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⑵《东方哲学概论》（楼宇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⑶《中国天方学--刘智哲学研究》沙宗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
学术论文：
⑴“精诚同志社概述”，《世界宗教文化》，1996；
⑵“中世纪阿拉伯理性主义——凯拉姆哲学研究”，《信仰与理性》[刘一虹主编]，沈阳出版社，1997；
⑶“埃及的政教关系”，《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教关系》（第一集）[赵匡为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

陈辉：汉可塔布的出现标志着天方学人通过对儒家、伊斯兰两种文化融会贯通产生了中国伊斯兰文化。作为长期致力于伊斯兰学术研究的穆斯林学者，我想请您就以下几方面以刘智先贤为个例来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1 、“认主独一”是伊斯兰的核心理念，而在面对“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中国文化，刘智是如何的通对立的两者，使得“天方之经大同于孔孟之旨”呢？

2 、刘智的天方学把人——与安拉的主仆关系中的存在，纳入到中国儒家伦理纲常，更进一步推演出生命学说、认识论和归真论，您觉得他是从什么地方切入的呢？

3 、作为流的刘智天方学与源——中世纪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思想文化之间是怎样的传承关系及其流变脉络？集明清伊斯兰学术之大成的刘智天方学对中国穆斯林产生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沙宗平：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她需要一个语言转换。明清之际出现的王岱舆、刘智等为代表的学通四教的“天方学人”，他们创造并运用了很重要的概念，可以说他们的学术探索构建了中国伊斯兰教哲学体系。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移植到中国后，中国本土化是个必然的趋势，任何外来文化、宗教都不可避免的要本土化。汉克塔布的出现是本土化的里程碑，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生存的重要一步，也是和明末经堂教育一样，在最初都遭到过一些非议。两者是中国伊斯兰发展的必然。汉克塔布的词义色彩褒贬是有变化的，王岱舆认为语言本身不存在对错与否，重要的是语言表达了什么。这个看法是很有气度的、很有远见的，并不是阿拉伯文著作都是“经”对吧！我们今天很明白，可是当时的大众是很难接受的的。

大众对思想的潮流是有个认识过程的，文化的惯性制约人们的思考。而任何思想也不能脱离大众和时代背景。汉克塔布的出现使得中国伊斯兰话语获得，从语言角度的由阿拉伯语到汉语的一次转化，这套语言体系、教义体系虽由其局限性，但这个体系，及一些重要的概念成为中国人了解伊斯兰的重要甚至是必要通道。

比如安拉的汉语对应概念真一，是有关很学术化的概念。包括两个层面。 1 ，是指真主。 2 ，抽象的、缺乏感性的宇宙本源。从学理层面来看，这些汉语概念是否准确地传述了伊斯兰神学思想理念呢？我想这是有讨论余地的，但首先要强调的是至今没有一套新的体系替代明清之际天方学人所建构的，特别是刘智的教义学体系，我想也并不必抛开而又重新去构建，继承、发展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不同的角度，要求不一样。真一是否完整地表达了“安拉”的重要属性“独一性”。从信仰角度运用，我想“真主”这个词就可以了。但从理学层面来看“真主”这个概念似乎又不够。而“真一”两者兼顾，还是比较完整地表述了原意。

先秦之后儒家形而下化，不语怪力乱神，正好给宗教哲学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儒家对天、命、性是有一定的关注的，在民间对之也是有种淡淡的信仰的。当然天在儒家也是很复杂的，宋明理学对天也有较丰富的论述。回、儒两者在神学层面上的对终极存在关怀的暗和，为回儒沟通融合提供了可能。刘智从“复命”开始，认为伊斯兰正好补儒不谈“死后”之缺，但刘智没有在这一点上做停留，而是把目光收回来投在神、后世之中间的人世。伊斯兰作为宗教对安拉和后世的信仰是极其重要的，但此信仰只有投注到对现世的关怀才有意义。刘智思想以此作为融合回儒的切入点，把人道五典与天道五功并举，成功化解两者潜在的冲突，使之完美（至少在他的理念中）结合为一了。

刘智作为穆斯林的中国人双重身份是我们理解研究刘智的一个切入点。刘智作为穆斯林从理性和感性上对伊斯兰的认识和把握应该是很准确的、很到位的。而作为伊斯兰载体的穆斯林在华儒家氛围中已历近千年，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心理层面认同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由他们这样的学者来打通回儒两教，建构中国伊斯兰教义学体系是伊斯兰入华近千年，特别是有明以来发展的必然。也是他们的学术很容易被穆斯林大众接受和儒家士大夫理解认可的原因所在，与几乎同时代的来华传教士引起的礼仪之争形成鲜明的反差。说到这里，我想到如果将明末清初的天方学人与天主传教士作比较研究，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课题。

刘智不同于这些外来的“西洋僧人”，也不同于当时的一般儒家子弟。他继承父命，刻苦研读天方之学，不事生产，又不举业求功名，对于其家族而言是不喜欢这位不能改变家族地位的“闲人”的。在这样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氛围“学而优则仕”的环境中，其家人就不是很支持刘智的学业的，也就是说当时刘智同时代的人们对刘智极其学术行业包括对经典的翻译都是有看法和争议的。

今天看来刘智的探索给我留下了极宝贵的财富。伊斯兰文化作为弱势文化，学者们的首要任务是阐述伊斯兰立志阐发、弘扬伊斯兰文化，不仅仅是在学术层面上的讨论，而是还要建设性的破除回、儒之间的藩篱。刘智有感于“中华、天方之人两相遇而不能两相通”，故而讲大同之“天下公理”而存小异。当然大同是否就真的是大同，小异是否就真是小异，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作为中国人的刘智把伊斯兰基本精神传述给士大夫、呈现给中国文化，其精神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发扬的。虽然不可避免受自身及时代的限制，刘智所理解和表达的肯定与原生态阿拉伯伊斯兰是有所不同的。他提出的人道五典，强调人论就是很大的不同，我们应该从刘智治学的目的即“俾中外翕然同风”的角度来理解和看待。

阿拉伯历史上来看学者是很民间化的，但其生存环境是相对良好的。刘智的生存状态则是相当困难的，其学术思想遭到的境遇也是极为不妙的。他明白他是在一个宋明理学背景里阐释伊斯兰。“人道五典”的提出是从学理的层面归纳疏理阿――伊文化中有关人际、伦理的思想，用儒家的话语表达出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刘智现实主义态度，不单是从文本层面出发的。儒家文化作为伦理型文化是符合宗教文化的，刘智把儒家文化中原本较为模糊而伊斯兰教中较为重要的东西突出出来，通过“真一”、“数一”、“体一”、“先天”、“中天”、“后天”等一系列概念和理论用儒家的布料缝出“回”来了。刘智像一个高明的裁缝从实际出发，从文化的角度，理性地剖析中国文化，使之为我所用。

他对宋明大家的态度和先秦原儒是不一样的。在他的著述中我们看到他可以与宋明时理学大家平起平坐，甚至评头论足加之以改造。而对先秦儒学是相当尊重，很多概念甚至拿来就用。他很有策略地回避一些非关键性问，比如“祭孔”与否就是礼仪之争的重要问题，而刘智的“尊孔”就回避了这一问题。他也不讨论孔子是否是先知，这在我看来更符合宗教信仰及神学的谨慎态度。因为孔子是否是先知这虽是一个神学问题，但是却违背神学的基本精神，有僭越神权的嫌疑。

学术思想是很个人的东西，和普通民众认识是有一定距离的，但不构成冲突，一定的时候互为转化的互动的关系。学术话语和民间的话语是存在差异的，集明清伊斯兰学术之大成的刘智天方学对中国穆斯林产生深远的影响。我觉得主要有两点，首先提出一套完整的伊斯兰话语体系，我更愿意称之为中国伊斯兰宗教哲学体系。

其次这套体系通过文本使中国伊斯兰成为存在事实。宗教的形态通过具体的形式比如宗教建筑、清真寺等具体实物得到体现，但这种体现是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这点是完全体现了古兰经重视知识的精神。我们今天更应该学习和发扬这一点，从事学术性探索去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