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童年时期应着母亲对我抱有的 " 顿亚上为众求饶，生活中对人公正，教育中培养圣贤 " 希望，我考入了济南穆家东门清真寺内的私立成达师范学校念经、念书 6 年。学习期间生活很艰苦，一天能吃上两顿小米稀粥，玉米面饼子和一两根水盐萝卜，就是这些也都是穆斯林大众捐助的，这是我牢记不忘的。毕业后，由于一位捐助者的善意 " 赛哇布 " ，学校把我和其他三位同学派往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经过 4 年的学习，我的阿拉伯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深切体会导学阿拉伯文就应当担负传播阿拉伯文的责任。

1936 年回国后在成达师范学校任教，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我跟随学校先到桂林，后又到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是三年解放战争，学校在战乱中挣扎。

1949 年，全国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了，回民获得了民族平等的待遇，在建国盛典中，我参加了开国典礼，欢喜之情溢于言表。我内心充满了希望。

成达师范学校的教育目的是 " 三长教育 " ，即使受业的学生毕业后能担任回民小学校长、回民群众团体的会长、尤其是能胜任清真寺的教长。就我来说，就应该通过具体实践去检验成达师范学校的教学成果。于是， 1950 年我出任了上海福佑路清真寺的教长，一任三年。我体会到当时回民自己办的三所师范学校都是成功的，所以我的老师马松亭归真后，学术界人士都称赞他不只是一位大教长，而且是 " 三长教育 " 的倡导者、实践者和教育家。我在上海学到了许多知识，尤其是宗教方面的知识。

1953 年，应北京大学之聘，我又回到北京大学担任阿拉伯语教学工作。在北大，我感到大学的教学要求很高，所以必须急起直追，才不致于落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阿拉伯文经书很多，原先设在北京东四清真寺内的 " 福德图书馆 " 与之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北大的学术气氛很浓，真是 "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 啊！

我在北大的三十年间，所借阅过的阿文书籍，何止万册，而且都是大部头、多种版本的。借阅方便，可以借回家，更有阅览室。至于大部头的阿文字典、各种百科全书，六大圣训集、各种诗集、各种文学巨著，甚至《膳食指南》应有尽有，像是供人采用的鲜果。我在翻译《伊本 . 白图泰游记》下册时，因有原本及有关元史、蒙古人历史的资料，才顺利译出，付梓出版。

我的生命是有限的，伊斯兰教的道理，应当尽力向穆斯林介绍，尤其是应努力学习、研究、翻译《古兰经》。

我学习《古兰经》

《古兰经》是安拉降给至贵圣人穆罕默德的经典。我家历代信奉伊斯兰教，父母均具有虔诚信仰。母亲像 " 尔穆兰 " 的夫人那样，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去为穆斯林服务 。所以，在家境贫穷，子女多人，全家由父亲一人负担生活费用的情况下，也是在安拉的安排下，父母仍然把我送进了济南私立成达师范学校，即念经又念书。那时我 12 岁。

1. 《古兰经》光临我的家

在一个聚礼日里，校长唐柯三，董事穆华亭，老师马松亭，召诸生立殿下，发给每位学生一本装帧庄严、烫着金字的影印《古兰经》，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古兰经》，心里十分高兴。

聚礼拜后，我立即捧着经跑回了家。父母看到《古兰经》都十分高兴，赶快把堂座中方桌上的东西移去，像往常请阿訇前把清真寺里保存的手写 30 本的经木盒子放在堂屋的上方一样，把《古兰经》放在正中的最高处，母亲点上了芭兰香，吩咐我说，把你所学的《古兰经》首章念一遍吧，以感谢安拉把《古兰经》送到咱家！

2. 教我学习《古兰经》的启蒙老师们

第一位启蒙恩师是济南私立成达师范学校创办人之一的马松亭阿訇。他是北京牛街人，历代是念经人。他幼年时曾跟着国内阿訇们学过阿拉伯文，又跟着当时奥斯曼帝国海里发派来的两位谢赫学习了《古兰经》读法。穿衣挂幛后曾任过许多清真寺的教长。后来应聘到我的家乡济南穆家车门清真寺任教长，创办了成达学校。我是该校第一班的学生。他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也是我引向翻译《古兰经》等经书和阿拉伯文书籍的指路人。

成达师范学校迁到北平以后，很多有名望的大阿訇如王静斋、李云亭，马善亭等，被请到学校讲课和讲授《古兰经》原文。他们和马松亭给我们学生们所作的讲解，都是根据各种《古兰经》注，用经堂语讲授的。他们都是我的恩师。

3. 经堂教育的功过

中国清真寺内的教育，是以学习《古兰经》等 " 十三本经 " 为教材的。对《古兰经》的教学，只是让学生们懂其大意，不求对其诵读，所以当时流行这样的传说： " 南京到北京，沙目（即昏礼拜）下来看经 " 。这种教学的结果是，搞一辈子阿拉伯文，竟不会用阿拉伯语口语表达。所以我到开罗后，虽说在国内学习过六年阿拉伯语，却是不会用阿拉伯语说话的。这说明了经堂教育虽然起到了维持信仰、民俗的作用，但却没有改进穆斯林的阿拉伯语文化水平，尤其是阿訇们的文化水平。这种情况，今天依然存在，是应该改进的。

4. 学好阿拉伯语的手段之一就是高声诵读和听念《古兰经》

我在成达毕业时，已能背诵 11 卷《古兰经》，在开罗正道会上的一次诵读中，却露出了许多不足之处。埃及的穆斯林对我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于是我从字母发音学起，学习《古兰经》诵读法，每天晨礼后边诵读、边了解经义，不到一年，安拉打开了我舌头上的 " 结 " ，能用纯正的阿语表意了。

另外，要不放过一切向别人学习。如每星期五（主麻日），到清真寺里听那些有名的诵读者诵念《古兰经》。如果在街上遇上丧主为纪念亡人设立的纪念棚，可进去静听有名诵读者的诵念，丧主认为人们的参加，会给亡人们带来吉庆。

再如某个社团举行某种纪念会，或某个大学举行学术讲演，都是加强听力的好机会。我认为，只要自己处处留心，随时都有学好阿拉伯语的机会。

5. 还需要什么

做学术研究，除了下定决心和有一定的相关知识外，所必需的就是工具书和资料了。工具书和资料要靠自己搜集和积累。我在埃及学习时，每月的助学金只是两个埃磅，一个埃磅作为生活费用，另一磅作为购置生活用品和书籍的费用。每月下来，如安排不好，则是借贷无门的。尽管这样，我还是省吃俭用，购置了不少的经书，如拉则著的《古兰经注》、《沙米教法》、《麦布苏特教法》、《四家教法集》，以及酥优图著的《古兰经学精研》。

另外还收集了爱资哈尔大学五年间发行的该校学报等，这些都是在国内很难得的。所以我回到故乡时，带回的阿文书籍，已达五箱。

通过学习和实践提高自己

回国后，在母校成达师范学校担任阿拉伯语的教学工作，有时也帮着埃及派来的两位谢赫做些工作，总是离不开阿拉伯语，却也收获不少，俗话说， " 教学相长 " 确是经验之谈。

解放后，由于社会的变化，更需要学习了，如马列主义、社会进化史等，这是在经堂教育中学不到的，所以必须要学。于是解放初期我就参加了政治学习。学习的领域扩大了，许多事物也逐渐理解了。这是对自己、对民族、对国家都有利的好事。

1950 年，一是由于家庭的困难，二是想验证一下 " 三长教育 " 的实际功效，我去上海担任了福佑路清真寺的教长职务，一任就是三年。三年中有机会学到伊斯兰教的教法，大量阅读阿文经书是更好地掌握阿语的主要途径。同时，我还一直在上海市政协办的学习班里学习（后来回北京后，先在怀仁堂学习，后因北大与怀仁堂相距远、北大校内课程有时与政治学习时间撞车，经申请批准转到北大的学习小组里学习）。

1953 年应北大的聘请到东语系担任阿拉伯语教研工作。北大的阿拉伯语教研室，不但为国家培养了青年人才，而且丰富了教师们的知识，提高了教师的阿语和汉语水平。我在校任教 30 多年，参与培养阿拉伯语人才三千余人。

翻译，古时称为 " 通事 "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在同一时间里，要考验译者对两种语言方面的知识和素质。我在未下决心翻译《古兰经》之前翻译的著作有二十多种，其中主要的有：大学者安扎里的《优素夫故事中的情海内情》（ 10 万字），伊本·努巴的《讲演集》（ 6 万字），《衮衣颂诗》（赞圣名诗，约 5 万字），海展迪的《穆罕斯五行诗》（修道者常念的赞圣诗，约 4 万字），《麦大扎哈》（约 3 万字），安和里著《天赋论》（约 3 万字），安扎里晚年所著《修道派著作提要》（约 2 万字），伊本·阿拉比的名作《修道者必备的条件》（约 2 万字），哈乃非底的《庶论白俩尼》（教法经，约 10 万字），阿里·杜雷马和穆斯塔法·艾敏的《简明阿语语法》（ 6 册 30 万字），穆素特法·西巴尔的《穆圣史中的鉴戒与教训》（约 5 万字），《德高望重的妇女们》，《伊本·白图泰游记》（ 50 万字） (1) ，埃及著名作家陶非格·哈克姆的《觉悟归》（散文评论集， 10 万字）。

除以上的翻译，我还根据自己多年研读《古兰经》的体会写了一篇研究《古兰经》的论文《对 < 古兰经 > 中二十章之七种译汉比较》 (2) （约 10 万字）。同时参加了北大组织的《中阿字典》、《中阿分类词典》、《中阿大辞典》和《中阿字典》的编写校订工作。

由以上可知，我在决定翻译《古兰经》之前，就在安拉的安排下，为译经做了不少准备，尤其是对《古兰经学》的反复学习，认为只有按照《古兰经学》的有关规定，才能排除干扰，完成译经的神圣使命。